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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交给他。蔡姆对
我说，‘这次就算了，但是我们将会再见。’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当英国
人不再在这儿保护你时，我将逮住你’！”
在犹太人控制海法的几天之后，哈拉德拿不准是留下还是离开好。在他
踌躇未决时，他跟一些犹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说，如果我去他们那儿，
他们将帮助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我将离开。’然后，他们中的一
人对我说：‘你看，犹太人并不都是一个样。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
们不是那种想伤害你们或者强占你们土地的人。当你们的人民回来时，他们
应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能说这些犹太人想保护我
是出于全然错误的理由。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对前途是十分恐慌的。他们
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总会重返我们的家园，他们期望把他们对我的保护作
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保险单。然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我说了一声，‘再
见’，并把电话挂上了。”
在第一个停战协定结束之后，哈拉德的英国朋友告诉他，不再有什么希
望了。犹太人将取胜。巴勒斯坦人完结了。哈拉德决定移居肯尼亚。他考虑
将乘澳大利亚女皇号轮出发旅行。轮船在海法港外停泊，准备运载1000 名英
国军人，几百名埃及人，他们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厨师和勤杂工。哈拉德从
埃及在海法的名誉领事那里得到了去肯尼亚的签证。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乘坐英国的军车到海边。在那儿等待乘小船上澳
大利亚女皇号轮船。我正在等船时，来了一些以色列士兵。他们要逮捕我。
两位英国宪兵插入了我和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开始叫喊，要求英国人让
开。‘这是以色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当局。’
“当他们正在争吵时，小船到了。我跳了进去，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祖国。
我应该对那些英国宪兵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哈拉德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的旅行在赛得港突然终止了。他没有健康证
明书，因而被埃及卫生部门隔离俭疫。“英国行政官员试图帮助我。他指出
我是过境。像其他地方的官僚们一样，埃及人不想知道这些。如果我有钱贿
赂他们，事情就会另一个样子。不幸的是，我身无分文。”
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
约有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
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
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门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
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
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
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
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
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
次。”
我问哈拉德他是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
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
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
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
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
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
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
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
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
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
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
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
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
“突然，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任何理由，我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并让我
下车。我把最后一点钱付给了他。随后，我看到我的一位表兄正在从我下车
地方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起初他没有认出我，我呼叫他。我们亲吻，流泪，
然后我问：‘我的母亲在那儿？我的母亲在那儿？’
“我的表兄被问呆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母亲在那里？’他用奇怪的
眼光看着我。‘她在这里，就在你停车的地方！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和家人重新团聚，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是富于戏剧性
的。我的母亲曾经明白表示，对于第一个带给她我还活着的消息的人，将给
以一条金项链作为奖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每天都独自一人在自己房
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
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没人急于上楼去告诉我的母亲关于我的
到来。我的弟弟、妹妹及其他人担心我的出现对她震动太大，说不定会犯心
脏病。我的胃缩小了，我瘦了许多，我的头发几乎拖到背上。”一位名叫纳
赫拉的16 岁的美丽姑娘，开门迎见了哈拉德和他的表哥。“就在那一瞬间，”
哈拉德回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纳赫拉真的同哈拉
德结婚了。由于她报告了哈拉德还活着的消息，她得到了金项链作为奖赏。
她的小妹妹终于上楼去叫哈拉德的母亲，她得到了另一件礼物。
“当母亲见到我时，她激动得站不稳了，我以为她会倒下。她哭喊首，
然后，她对形势使我们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而感到非常生气。她为未能好好
养育我们而感到羞愧——她以为我会饿死。她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惭愧。我
住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盥洗室。房间太小了，当我躺下睡觉时，我不得不把
我的腿伸向盥洗室。
“在随后的时日里，我发现我的母亲变化太大了。我父亲去世时她才28
岁。她现在已不再是温柔天真的妇女。她是坚强的，并已准备好成为一家之
主。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对我说：‘哈拉德，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
家境太坏了。除面包外，我们每月从红十字会领取的食物不够供养全家。四
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只能靠面包和洋葱度日。”她还告诉我，当我在巴勒斯
坦工作时，她积蓄起来的工资都已用尽。接着她谈到了金子。我们的传统是
丈夫把金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妻子。这是我们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未来安全
保障的一种方法。
“她对我说：‘哈拉德，我有一些你父亲给我的金子，但是我必须告诉
你他的嘱咐。在他逝世之前，他说金子只能用于两个目的：一是支付他的孩
子受教育的学费，一是满足我们客人的请求。如果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我
们必须工作。这些就是他的叮嘱。’
“我问我的母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她说：‘哈拉德，我就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且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有
四个儿子。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他们在他们班上经常是
名列前茅。第四个儿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聪明。我已决定第四个儿子必须结
束学习，开始工作。你同意吗？’
“当我回答同意时，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黎巴嫩法律规定
巴勒斯坦人没有工作的权利，’她说。‘你必须运用你的一切力量，为你最
小的弟弟谋一个职业。’”
哈桑弟兄中的老四终于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工作。“正式说来，他
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
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
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
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1950 年，后来又在1951 年，他
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
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于在大马士革的
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
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
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
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
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
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
长。阿里得到了当他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作。
我本人不是兄弟会成员，事实上，我跟你讲真话吧，他们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