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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是约翰也能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就毫无用处了，于是她又给他写了一张匿名条子——还是模仿他的笔迹——把他弄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儿极不可能会有人看到他。
“到此为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霍华德小姐回到米德林海姆，阿弗雷德·英格里桑返回斯泰尔斯。没有什么会使他遭致损害，因为霍华德小姐手上有士的宁，事后只需把这作为诱饵，就可把怀疑抛到约翰·卡文迪什身上了。
“但是，现在发生了故障。那天晚上英格里桑太太没有服药。割断电铃线，辛西娅的不在——这是英格里桑通过妻子安排的——这些全都白费了。于是，接着——他就犯了错误。
“英格里桑太太出去了，他坐下来给他的同谋写信。
他怕她因为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而可能惊慌失措。也许是英格里桑太太回来得比他预计的要早。突然听到声音后，他显得有点慌张，急忙就关锁上自己的写字台。他害怕，假如他留在房间里，也许会不得不再次打开它，英格里桑太太可能会在他把这封信抓在手中之前，就看到它。因此，他就走了出去，到林子里转了一通，他几乎做梦也没有想到英格里桑太太会打开他的写字台，发现这一件证明有罪的证据。
“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就发生了下面所说的事。英格里桑太太看了这封未写完的信，发觉到自己的丈夫和伊夫琳·霍华德小姐的背信弃义，虽然不幸的是有关溴化物的那句话没有在她思想上引起警惕。她知道，她正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不知道危险在哪儿。她决定对她的丈夫只字不提，而是坐下来给她的律师写信，请他第二天就来一趟，而且她还决定立即烧毁刚刚立下的遗嘱。她保存起这封致命的信件。”
“那未她的丈夫强行撬开公文箱的锁是为了找那封信了？”
“是的，从他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除了那封信之外，绝对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和这一罪行联系在一起。”
“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理解，他拿到这封信后为什么不马上烧毁呢？”
“因为他不敢冒最大的风险——把它保存在自己那里。”
“我不懂。”
“要从他的观点来看。我发现他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时间来处理它——五分钟后我们就立即到达了现场，因为在这之前，安妮在掸刷楼梯，凡是有人经过走向右侧，她都会看到。你自己想象一下那情景吧！他用另一间房间的钥匙打开了房间——它们全都相象——走进了房间。他急忙奔向公文箱——它是锁着的，钥匙又不知道在哪儿，这对他来说是当头一棒，因为这意味着他到这房间里来的事不能象他原来希望的那样隐瞒住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为了这张该死的证据，必须冒一切风险。快，他用随身小刀撬开了锁，翻查了里面的文件，直到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窘境：他不敢把这张东西留在身边。说不定已经有人看到他离开这个房间，他也许会受到搜查。要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这张东西，那就全完了。很可能，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楼下韦尔斯先生和约翰离开闺房的声音。他必须迅速行动。他能把这张可怕的东西藏到哪儿去呢？废纸篓里的东西都被保存起来了，总之肯定会受到检查。既没法烧毁它，又不敢保存它。他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于是看到了——你想是什么，朋友？”
我摇摇头。
“他立刻把信撕成细条条，又卷成几只纸捻，然后把它们插到壁炉架上那只瓶子里的其它点火纸捻中间。”
我发出了一声惊叫。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去那儿看看。”波洛继续说。
“在他有空时，他可以回来烧毁这唯一的一份告发他的证据。”
“那么，它一直就在英格里桑太太卧室里的纸捻瓶里，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我大声说。
波洛点点头。
“是的，我的朋友。那就是我发现我的‘最后一环’的地方，而且我应该把这一非常侥幸的发现归功于你。”
“归功于我？”
“是的。你还记得吗，你告诉我说，我在摆弄壁炉架上的礼拜用品时，我的手在颤抖？”
“是的，可是我没有看出——”
“不，可是我看出了。你一定知道，我的朋友，我记得那天一大早，我们一起在那儿时，我已经整理好壁炉架上的全部东西。而且，如果它们已经被整理好了，也就不需要再整理了，否则，在此期间一定有别的什么人动过它们。”
“呵，”我咕哝道，“这也就为你的举止反常作了说明了。你飞快地赶到斯泰尔斯，发现它仍在那儿？”
“是的，这是一场时间上的竞赛。”
“可是，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英格里桑这么傻，还让它留在那儿，他有许多机会可以烧毁它呀。”
“啊，他没有机会。我看住的。”
“你？”
“是呀，你记得吧，你不是还责备我，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一家人都当作知心吗？”
“是的。”
“噢，我的朋友，我看到只有一个机会。当时，我没有把握，英格里桑到底是否犯了罪，而要是他犯了，我推想他身边不会有这张东西，而会把它藏到某个地方，依靠全家人的帮助，我就能够有效地防止他把它烧毁。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而通过把这件事公开化，我就有了十来名业余侦探为我服务了，他们会一直监视着他，正由于他本人意识到他们的监视，他不敢进一步去烧毁这一证据。因而他被迫离开了庄园，把它留在了纸捻瓶子里。”
“但是霍华德小姐无疑有足够的机会帮他忙的。”
“是的，可是霍华德小姐并不知道有这张东西存在。
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她决不能和阿弗雷德·英格里桑说话。他们应该成为死对头，因此在约翰·卡文迪什有把握被宣判有罪之前，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敢冒险去会面的。当然，我也安排了一个监视人员，一直看着英格里桑先生，希望他迟早会把我领到藏东西的地方。可是他太狡滑了，并没有去冒任何险。那张信藏在那儿很安全，因为在第一个星期内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丢那儿看看，在那以后要想这么做，就不可能了。不过，照你说的这么侥幸的话，我们也许就永远不能把他缉拿归案了。”
“现在我懂了；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霍华德小姐的？”
“从我发现她审讯时在她收到英格里桑太太的那封信的问题上撒了一个谎之后。”
“唷，撤了什么谎？”
“你看过那封信吧？你还记得大体的样子吗？”
“多少还有点记得。”
“那你一定想得起来，英格里桑太太写字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她在字和字之间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可是，要是你看着那封信头上的日子，你就会发现，7月17日，这几个字在这方面完全不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我承认说，“我不明白。”
“那封信不是17日写的，而是7日写的——也就是霍华德小姐离开之后那天，你还不明白吗？在‘7’的前面写上一个‘1’，使它变成了‘17日’。”
“可是为什么？”
“这正是我问过自己的问题。为什么霍华德小姐要隐瞒17日写的那封信，而交出这封假的来代替呢？因为她不想拿出17日的那一封。又是为什么？我的脑子里立刻产生了怀疑。你一定还记得，我曾说过，对一个对你不说实话的人多加提防是明智的。”
“可是，”我愤慨地大声说，“在那以后，你给我说了霍华德小姐不可能犯罪的两个理由！”
“而且也是非常正确的理由，”波洛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它们对我来说都是一块绊脚石，直到我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她和阿弗雷德是表兄妹。她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去犯罪，但是与此相反的理由是并不能排除她成为一个同谋。而且，她的仇恨实在过于激烈了！它隐蔽着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毫无疑问，远在他来斯泰尔斯之前，他们之间就有一种暧昧关系。他们早就策划了他们的罪恶计划——他应当和这个富有然而相当愚蠢的老太太结婚，劝诱她立一张遗嘱，把她的财产都留给他，然后通过一个设想得极为巧妙的犯罪行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要是全都按他们的计划完成，事成之后他们很可能就离开英国，靠他们的可怜的受害者的钱在一起过活了。
“他们是非常狡猾，无耻的一对。当怀疑直接对准他的时候，她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暗中做了许多准备。她从米德林海姆来到时带来了她拥有的全部害人项目。怀疑不会落到她身上，”她进出这幢房子没有人会引起注意。她把士的宁和眼镜藏到了约翰的房里。她把胡子放到了阁楼上。她一定要使这些东西早晚被及时发现。”
“我不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千方百计把罪名栽到约翰身上，”我说。“对他们来说，把这归罪于劳伦斯要容易得多。”
“是呀，可是那纯粹是偶然。所有控告劳伦斯的证据，完全由于偶然事件所引起。事实上，这显然也使这对阴谋家感到烦恼。”
“劳伦斯的态度实在令人遗憾，”我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你当然知道在那后面是什么了？”
“不知道。”
“他认为辛西娅小姐在这桩案子中是有罪的，这你不了解吗？”
“不了解，”我喊了起来，感到大为惊讶。“这不可能！”
“一点不错。我自己差不多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当我向韦尔斯先生问到有关遗嘱的第一个问题时，我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后来，又有了她配制的溴化剂药粉，象多卡斯说的那样，她还能维妙维肖地扮演男人。说实在，可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