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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讲故事给我听，每天我到鸡棚里去捡粉红色的鲜蛋，并且听妈妈的话一口气把它喝下去。每天我坐在院子里，抱着苏打饼干的盒子，做一个小孩儿的梦。
可是父亲回来了，从很遥远的美国，这似乎是我早期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他带来许多稀罕的东西，那些美丽的衣服令我欢欣若狂，可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东西却是我和母亲都不感兴趣的，那是大包大包的鱼肝油丸和奎宁丸，他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你想，如果我们亲友有人得病了，这东西不是比什么都宝贵吗？”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务实际的人。
而我完相反，我宁可去玩母亲为我剪制的小鸡、小狗，我敏感而沉迷于幻想的性格是来自母亲的。
一直到我很大了我才知道，那次父亲的行囊时有一样东西是为我买的———架计算尺。我一直没有能用它，至今想起来，情感上就不知道应该怜悯他们还是怜悯自己。
他们对我想必有过很大的期望的，我从中山国校毕业的那年，糊里糊涂地撞进了一女中的大门，我自己也很愕然（那一阵子实在并不用功，花在课外书上的时间倒比正课多），最使我难堪的是父亲一见人总是说：“这孩子，读书倒是很顺利，她小学毕业时考四个学校就取四个呢！”当时我实在很受不了，我对陌生人的打量是颇有屈辱感的。可是，这些年来，我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对我怀着那样热切的希望了——除了我的丈夫，还不时用情人式的盲目在人前称赞。
身为六个弟妹的长姐，我是不容令人失望的。不过，这种自觉却是到上大学以后才逐渐明显的。中学时期，我仍然只过着一种似梦似诗的日了，特别是由于搬家。我由一女中转学屏东女中的日子，骤然接触到满城的棕榈，和遮天的凤凰花，我天性中对自然的热爱一下子都爆发了。学校中有参天的古木，大片的草坪，黄花压枝的夹道树，以及一畦畦的菜园，我学会种菠菜、白菜和豆荚，那一段时间我总是起得好早，巴巴地赶到学校去，一桶桶地浇水，我生平最大的成功恐怕就是那个小小的豆棚了，蝶形的豆花满满地开了一架，一种实在而又丰富的美丽。
屏东，一个不能忘的稻香之城，那段闲适的、无所事事的日子竟是过去了。中午坐在花园的清荫里，和几个女孩子一起读诗的日子也过去了。
1958年的秋天，我进入东吴大学，念的是中文系。那时候，我才忽然感觉到我需要开始我的奋斗了。离开家，我才明白自己的家庭比想象中贫困，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黄埔六期的少将，我小时候老以为少将是很小的官，不然我们为什么那么穷呢？可是一个住在家里的孩子并不见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穷，一旦离开家才忽然明白连一张床也是一宗财富。
我仍然眷恋着十六岁的时代，但我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有一天，我看见杨躺在榻榻米上，跷着两只脚，很怡然地啃着一块钱买来的杠子头，那就是他的全部午餐了。他自我解嘲地唱着一首自己编的歌：“我今天吃了一个杠子头，一个杠子头，也不甜，也不咸，也不甜，也不臭，也不酸，也不辣。……”我们都笑起来，把黯淡的心情藏在豁然的大笑里。
那段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像无酵的杠子头，没有滋味但却很坚实。
靠着母亲的东拼西凑和工读金，我读完了大学，我督促着自己，做一个踏实的人，我至今看不得乱花钱的人和乱花时间的人，我简直就鄙视他们。
未读中文系以前不免有过多的幻想，这种幻想至今仍能从大一新生的眼睛里读到，每读到那种眼神就使我既快乐，又心痛。我知道，无论经过多少年代，喜欢文学的年轻人是永远存在的。但不久他们会失望，他们在学院里是找不到文学的。
我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中的时候，距离我大学入学还有一个月，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八月二十三日，那以后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却也从来没有多产过，我带着喜悦写每一件东西，我写的时候心里实在是很快乐的，写完就开始不满意，等发表出来就简直不愿意提了，可是人就有那么矛盾，我还是每次送它去发表。我从来不读我自己写的书——我宁可读别人的。
对于家务事，我有着远比写作为高的天才。我每次坐在餐桌前，看他贪馋地把每一碟菜吃得精光，心里的喜悦总是那样充实。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许多女孩子的写作寿命总是那么短。要不是那些思想仍然不断地来撞击我的心，心许我早放弃这一切了——可是，当然我是不会放弃的。
对于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而言，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描绘的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只凭一张巴掌大的履历片就能解决许多事了吗？繁言简直就是一桩罪恶了。
是的，我的戏仅止于此，如果我的表现太平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原来就是这样的角色。要紧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热闹的戏台，演着美好的戏剧，让我们的这一季，充满发亮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