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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雪白的缎子上，绣着兔子和翠绿的小白莱，和红艳欲滴的小杨花萝卡，全幅上还绣了许多别的令人惊讶赞叹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面会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等结了婚就自然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初春的桃花，深秋的枫红，在我看来都是美丽得违了规的东西，是茫茫大化一时的错误，才胡乱把那么多的美推到一种东西上去，桃花理该一夜消失的，不然岂不教世人都疯了？
湘绣的消失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复归大化了。
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欣悦自足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我扎辫子的红绒绳。她的姿势细想起来，实在是仙女依恋地轻抚着羽衣的姿势，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哀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唯其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更特别的深情凝重。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有时她胃痛，卧在床上，要我把头枕在她的胃上，她慢慢地说起外公。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她上街去吃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煎得两面黄的炒面和女生宿舍里早晨订的冰糖豆浆（母亲总是强调“冰糖”豆浆，因为那是比“砂糖”豆浆为高贵的）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那些事的时候，都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的，她自已的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擦锅饭就是把剩饭在炒完菜的剩锅中一炒，把锅中的菜汁都擦干净了的那种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总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怨叹，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很安心，我知道下一顿饭她仍然会坐在老地方吃那盘我们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而到夜晚，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地去检点去上闩。她一直都负责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
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伺着什么？
她那么小，她何由得知？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她也发现了什么吗？
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拣出石涛画册或汉碑并一页页细味的那一刻吗？是在我猛然回首听他们弹一阕熟悉的钢琴练习曲的时候吗？抑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光，不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或流苏树下的一瞬间吗？
或是在我动容地托往父亲的勋章或童年珍藏的北平画片的时候，或是在我翻拣夹在大字典里的干叶之际，或是在我轻声的教他们背一首唐诗的时候……。
是有什么语言自我眼中流出呢？是有什么音乐自我腕底泻过吗？为什么那小女孩地问道：
“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
我不是一个和千万母亲一样安分的母亲吗？我不是把属于女孩的羽衣收招得极为秘密吗？我在什么时候泄漏了自己呢？
在我的书桌底下放着一个被人弃置的木质砧板，我一直想把它挂起来当一幅画，那真该是一幅庄严的，那样承受过万万千千生活的刀痕和凿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把它挂出来……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而那小女孩，是凭什么神秘的直觉，竟然会问我：
“妈妈？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掰开她的小手，救出我被吊得酸麻的脖子，我想对她说：
“是的，妈妈曾经是一个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
但我凝注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
“真的？”
“真的！”
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又不放心睁开。
“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
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在想什么。
然后，她睡着了。
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羽衣，大约也回到云间去睡了。
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
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他们的睡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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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艳丽的一块土
好艳丽的一块土！
沙土是桧木心的那种橙红，干净、清爽，每一片土都用海浪镶了边——好宽好白的精工花边，一座一座环起来足足有六十四个岛，个个都上了阳光的釉，然后就把自己亮在蓝天蓝海之间（那种坦率得毫无城府的蓝），像亮出一把得意而漂亮的牌。
我渴望它，已经很久了。
它的名字叫澎湖。“到澎湖去玩吗？”
“不是！”——我讨厌那个“玩”字。
“去找灵感吗？”
“不是！”——鬼才要找灵感。
“那么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要干什么，当我在东京产抚摸皇苑中的老旧城门，我想的是居庸关，当我在午后盹意的风中听密西西比，我想的是瀑布一般的黄河，血管中一旦有中国，你就永远不安！
于是，去澎湖就成了一种必要，当浊浪正浊，我要把剩在水面上的净土好好踩遍，不是去玩，是去朝山，是去谒水，是去每一时中国的土皋上献我的心香。
于是，我就到了澎湖，在晓色中。
“停车，停车，”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花？”
“小野菊。”
我跳下车去，路，伸展在两侧的干沙中，有树、有草、有花生藤，绿意遮不住那些粗莽的太阳色的大地，可是那花却把一切的荒凉压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野菊，真的是“怒放”，一大蓬，一大蓬的，薄薄的橙红花瓣显然只有从那种艳丽的沙土才能提炼出来——澎湖什么都是橙红的，哈蜜瓜的和嘉宝瓜的肉瓤全是那种颜色。
浓浓的艳色握在手里。车子切开风往前驰。
我想起儿子小的时候，路还走不稳，带他去玩，他没有物权观念，老是要去摘花，我严加告诫，但是，后来他很不服气的发现我在摘野花。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的办法。
“人种的，不准摘。”我说，“上帝种的，可以摘。”
他以后逢花便问：
“这是上帝种的还是人种的？”
澎湖到处都是上帝种的花，污染问题还没有伸展到这块漂亮干净的土上来，小野菊应该是县花。另外，还有一种仙人掌花，娇黄娇黄的，也开得到处都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野生的东西让我几乎眼湿。
应该做一套野花明信片的，我自己就至少找到了七八种花。大的、小的，盘地而生的，匍匐在岩缝里的，红的，白的，粉紫的，蓝紫的……我忽然忧愁起来，它们在四季的海风里不知美了几千几万年了，但却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明总是来得太蛮悍，太赶尽杀绝……
计程车司机姓许，广东人，喜欢说话，太太在家养猪，他开车导游，养着三个孩子——他显然对自己的行业十分醉心。
“客人都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实在在。我每一个风景都熟，我每一个地方都带人家去。”
我也几乎立刻就喜欢他了，我一向喜欢善于“侃空”的村夫，熟知小掌故的野老，或者说“善盖”的人，即使被唬得一愣一愣也在所不惜。
他的国语是广东腔的，台语却又是国语腔的，他短小精悍，全身晒得红红亮亮的，眼睛却因此衬得特别黑而灵动。
他的用辞十分“文明”，他喜欢说：“不久的将来……”
反正整个澎湖在他嘴里有数不清的“不久的将来。”
他带我到林投公园，吉上将的墓前：
“卢沟桥第一炮就是他打的呀，可是他不摆官架子，他还跟我玩过呢！”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白沙乡”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沙子是白的，不是黑的——他说得那么自豪，好像那些沙子全是经他手漂白的一样。
牛车经过，人经过，计程车经过，几乎人人都跟他打招呼，他很得意：
“这里大家都认得我，——他们都坐过我的车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了。
去看那棵老榕树真是惊讶，一截当年难船上的小树苗，被人捡起来，却在异域盘根错节地蔓延出几十条根（事实上，看起来是几十条树干），叶子一路绿下去，猛一看不像一棵树，倒像一座森林。
树并不好看，尤其每条根都用板子箍住，而且隔不多远又有水泥梁柱撑着，看来太匠气，远不及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大榕轩昂自得，但令人生敬的是那份生机，榕树几乎就是树中的汉民族——它简直硬是可以把空气都变成泥土，并且在其间扎根繁衍。
从一些正在拆除的旧房子看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