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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孔子认为，学识修养的基本功是要先读诗。读诗并不是要人成为诗人，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情感升华。中国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百科知识大全。孔子培养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学识渊博的通才，不是只会一样的专才。
《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天问儿子孔鲤，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诫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知识不渊博，就无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据此，才有“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一语。
孔子删诗，上取商下至鲁，共311篇，秦始皇焚书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见到的只有305篇。《诗经》的传承顺序，据说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一路传下来到荀子，荀子再传毛亨就到汉朝了。毛亨再传毛苌，故有《毛诗》传世。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西周传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演了一出“风火戏诸侯”的活报剧。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杀进朝中，幽王再点烽火，谁也不来了。周幽王仓皇失措，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周王室名存实亡。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等于没有一样。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诗的精神丧失了，诗也就亡了。诗既亡，而“王者之迹息矣”。
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非常痛心。他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肆，晚年时回到鲁国，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间，共计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大事记。同时也记载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书用字很少，只有一万多字，为后世开创了一种文体，叫做“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高简的手笔、平淡的语言，用寥寥几个字把历史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个字的评语，就把乱臣贼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轼”一字是对犯上作乱者的评语，而有道伐无道叫讨，偃旗息鼓地偷袭叫做侵。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之意。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时年六十九岁，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猎在西门外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这个乱世来干什么呢”！孔子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搁笔。二年后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后人称为《麟经》。
《春秋》文字太简洁，整部书记述了242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八千字，标题式的大事记下面没有具体内容，根本读不懂。后人于是就来做传，解释《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就是公羊高、左丘明、谷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三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三部传书，是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鲁国人谷梁赤的《谷梁传》，还有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左传》，是三个人对孔子《春秋》做的演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聪明才智亦不能为之续，于是左丘明就主动来为《春秋》做传。左氏本来就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又有师生关系，注解《春秋》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左丘明其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记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虽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人夹叙夹议，精彩之处随笔可见。描写战争尤其出色，特别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章节，均为千古名篇。《左传》刻画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楚灵王等，对后世小说的人物描写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左传》之后百余年，才出现谷梁、公羊二传，所以又称《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经。三传各成一家，对《春秋》的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近代的中国革命思想多受《公羊传》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乱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说法。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前面说到，读书的次序是先读《孝经》再读《四书》，《四书》通达了再读六经。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的作品。诸子是先秦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他们各抒己见，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四书》《五经》奠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来就读诸子百家一定会糊涂迷路，不知该听谁的好。百家言论有好有坏，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学者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书》《五经》的底子，再读诸子百家的言论。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贵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宣传儒家思想；邓析在郑国讲授法律，传播早期的法家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传播“道德”学说，据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墨子更是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墨家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领袖钜子。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墨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墨子也成了后世江湖上帮派组织的祖师爷。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著书立说、阐述观点、议论政治，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纳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十大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要“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违背“教之道，贵以专”的总原则。
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对初学者了解百家学术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两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继承派和发展派。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的最彻底，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认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就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经典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呢？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的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圣人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