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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片常常要拍某些部位的大特写，摄影助理多猫就要拉着伸缩尺，一一去触碰测量，若不是文静又神经质的人，似乎也很难把这么惊险又琐碎的工作做好。
如果你看过廉价色情片，老是在关键时刻有点模模糊糊、抓不准焦距的话，大概就是没有请UCLA的学生参与制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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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色情片随便拍拍就能看，不必动用到什么电影技术。这实在抹杀了大量色情电影界专业人士的努力。稍有观赏经验的人，应该都能轻易分辨电影先进国和电影落后国在色情片水准上的差别——
电影落后国拍的色情片，最常出现的不专业表现，包括：摄影师本人的影子，常常像灵异影片中的鬼影一样，默默爬上床头，越是要紧时刻，影子就越大块，活生生罩在主角脸上。为什么会有影子？因为拍片现场有白痴把灯光打在摄影师头的后方，这样摄影师的头当然会制造一个黑影出来。
摄影师的黑影，其实也不是什么会要人命的乌龙，别说是色情片，就算电影大宗师希区考克有好几部大名片里，都出现过摄影师的影子，在“北西北”的一个画面里，如果放慢速度，你甚至可以看到一整组摄影人员，摄影师加摄影机加第一摄影助理加第二摄影助理再加一台超巨大的摄影用轨道推车，整组人马一大坨，全部赫然被一扇玻璃门倒影出来，活像关公带了关平周仓和青龙偃月刀一起显灵一样，可是希区考克根本不觉得会有观众放着紧张的故事不看，还分心去注意到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大咧咧让这种穿帮镜头留在电影里，也从没听观众抱怨过。他是对的，只有无聊到不行的烂片，才会逼得观众没事找事的去注意这种小事。希区考克当然没有料到他死后这么多年，会有这么多像我这样没事找事的电影学生，为了研究他的镜头，一格一格的，看他的电影。
抛开摄影师的影子不谈，真正会让色情片观众受苦的，是没学过电影的拍片者，似乎不知道世界上已经发明了叫“剪接”的技术，可以把多余的部分一刀剪掉，只呈现重点给观众看，即使是动物奇观类的影片，拍到动物交配过程，也懂得剪接重点，不必全程转播。可是很多电影落后国家的色情片，往往采用转播国家元首对敌国宣战记者会的待遇，一刀不剪，有多长，就播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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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多猫渐渐有了烦恼，下课的时候，不管他走到哪个角落，哪个角落就会展开一场小型而即兴的色情电影研讨会。如此安静沉默的一个人，竟然老是被同学簇拥着，形成本班又一奇观。
有一次，大伙儿在比赛谁看过的色情片最省钱拍得最马虎。我在旁听了一下，忍不住开口了——
“我看过一部我的国家自己拍的色情片，拍到最紧要的关头，忽然有人按门铃，叫屋里的人开门、签收挂号信。结果男主角只好起身，去开门收挂号信。”
我讲完，以为大家会笑，没想到很多人都露出一点点的忧伤。非洲来的黑人女生赞那布同学说话了——
“康永，片子借我。”她说。
“很难看的。”我说。
“我是要拿到我修的一堂课去，放给大家看。”她说。
“什么课呀？”
“那堂课叫‘第三世界开发中国家的电影困境’。”她说。
这下大家笑了，我也笑了，但是有一点点的忧伤。
6、她亦懂流浪。
“她也逃离乖乖牌的人生了，
比我逃得更远，
比我更懂流浪的自由。”
电影系馆的前面，有一座雕刻花园，布满了贵得要死的各类雕塑。
我有时候会拿着三明治，坐在波特罗塑的铜大肥女的肥腿旁吃午餐。
这一天，我隔着铜大肥女的腿弯，看见另一座雕像的旁边，坐着一个好看的东方女生。
她似乎发现了我在看她，抬起头来对我一笑，我呆住了，竟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潘。
会在UCLA遇到潘，我实在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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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跟我进的是同一家私立小学，我们两个当时常常被选作学校典礼负责上台的学生代表，她代表女学生，我代表男学生，做些无聊的事，像是对贵宾献花啦，致感谢词啦，这些妆点门面的事。
我们这样被搭配着上了几次台，当然就渐渐被“配对”了，小学生人生刚开始，唯恐天下不乱，能配对的，一定加以配对，所以全校同学把潘跟我配成一对，作为取笑、实验、监视、或参考的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娱乐。
连小学的老师们也对潘跟我的配对很起劲，大概“金童玉女”很符合他们对“儿童纯纯恋爱”最理想的想象——不秘密、不激情、配得很工整。
双方家长大概也觉得这是不错的生活调剂，反正幻想一下自己的小孩“感情之路从此一帆风顺”，总是令母亲们能提早感到欣慰。
潘从小就是美丽优雅的女生，我始终记得她的嘴唇上方的寒毛略重，形成一片薄薄的暗影，我后来发现好多美女有这个特色。
潘被训练成出色的吹长笛小孩，有时她参加演奏会，穿背后有大蝴蝶结的纱裙上台演奏，我就会被梳上西装头，穿上小西装，拿着花束，坐着车，到剧院去听她的长笛演奏，等她演奏完，上台把花束献给她，在台上抱一抱。
我们两个在小学的走廊遇见时会彼此微笑，节日时会互赠有礼貌的卡片和小礼物，如此而已。潘跟我，显然都没有把这个配对游戏当真过，其他人都比我们起劲，但我们也不觉得演演戏有什么麻烦，何况演时，另有微妙甜味掺杂其中，并不是全然无聊。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也没通消息，我偶尔听说一点她的事，知道她跟一个律师订了婚。那个律师小时候也跟我们念同一个小学。
我以为潘就会这样结婚、生小孩、偶尔吹吹长笛，完成又一个起码看起来很幸福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会在UCLA遇见她。
*
我跟她打了招呼，她开心地笑了，说她在念咨询所，她还笑着说听人讲起我念了个怪系。她还是美丽、优雅、嘴唇上方有一抹淡青的影子。
潘邀我周末去找她，她要做中国菜给我吃。我去了，在她家，我遇见了一位没有双腿的、五十几岁的东方男人。潘为我介绍了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夫。”
我很确定这个男人不可能是那个跟我们小学同学的律师。我跟这位男士聊天，他是电脑工程师，从印度来到洛杉矶，他的腿是十五岁那年，出车祸，救不回，锯掉了。
我那晚吃了顿愉快的晚餐，我还是没跟潘谈到什么心事，跟我们小学时相处方式差不多。何况潘整晚都很忙，她的未婚夫坐轮椅，动作有时不方便，潘都很利落的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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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晚餐后的一个多月，我竟然接到潘的妈妈打越洋电话给我。我真的很讶异，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潘妈妈了，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
“康永，我一直希望女儿是跟你结婚的，你们从小就配好了的……”说到这里，电话那头的伯母就哭起来了。
“……后来，我让她跟那个律师订了婚，我也就放心了，可以了……可是，她一到美国，就变了，原来订的婚也不管了，竟然，竟然跟一个年纪那么大，又没有腿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印度人！……”她边哭边说，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我尴尬的保持沉默。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哭成这个样子。当然我能理解这种妈妈的心情，但我真的觉得发生在潘身上的事，决不是件悲哀的事。
电话那头的伯母，稍微振作了些，她说：“康永，她从小跟你最好，她一定会听你的话，你好好劝她，叫她不要这个样子……呜呜呜……”她又哭起来了。
“伯母，你不要哭了，我看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潘有点辛苦，可是她看起来很快乐，你让他们结婚吧，这是潘第一次为她自己做的选择。我想她终于明白为自己选择的快乐了。伯母，再见。”我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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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不一样的，但仍然微妙的甜味，在我心里弥漫开来——原来潘也很勇敢嘛。
7、流进烘衣机。
“被对折塞进皮箱，
塞进车后行李箱，
塞进大垃圾袋。
都属于搭车式的流浪。”
研究所要求我们每一年都要尽全力参与其他同学的拍片工作，尽可能的把电影电视制作过程涉及的每种工作都试一试，如果你是音效师，而你的导演需要一声很清脆的、扭断脖子的“呵啦”声，你就得对着麦克风扭断一大堆东西，扭断芹菜、扭断萝卜、扭断无辜路人的脖子，反正要弄到“呵啦”那一声就是了。如果你是管道具的，而导演需要一只有长睫毛擦口红的青蛙，你就该开始逛化妆品店、问专柜小姐哪个牌子的胶水，能把假睫毛黏在青蛙湿答答的眼皮上。还有哪种颜色的口红，适合青蛙的大嘴巴。
不过，电影所并不要求我们参与演戏部分，因为洛杉矶太多人怀抱明星梦，愿意免费演戏，远的不说，光是我们电影系隔壁的戏剧系，就有一缸子会翻跟斗跳火圈、要放电就放电、要放屁就放屁的俊男美女，他们把望着能有机会演出任何一部电影，只要有演，就有机会被看到，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