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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是要向你父母告状才问你地址，而是准备送你回家，否则我不放心。”
“我知道。但我要先让自己静一下才能回家，否则会让爸妈担心。”
后来，他说“到这里就可以了”，便在一个小型儿童公园旁下了车。这里刚好位于荒川区和足立区的交界处，旁边有一座大桥、好几栋公寓，天空一片湛蓝。
“每次我想要冷静的时候，就会到这来。”
慎司从后备箱拿出自行车，他在组装车子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由于刚才我狠狠训了他一顿，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真不知道咱俩谁更孩子气。”
“那两个未来的画家，”听我这么一说，他才终于抬起头，“我会留意他们的，我也很关心这件事。我已经记下那辆保时捷的车号，应该可以查到地址。”
慎司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谢谢。”
我和慎司都抓不到分手的时机，两个人都拖着。虽然我想要找一句得体的话作为临别赠言，却怎么也想不出来。
“那，走啦。”
最后，当我说了这句话，准备关上门时，慎司叫住了我。
“高坂先生，”我转头一看，慎司的眼中含着泪水，“对不起，我干了蠢事。”
“别再说了。”
“我切身体会到必须慎用我的能力。我会牢牢记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
“但是？”
“又不是我希望生下来就这样的。”他的声音很小，“我也没办法。我就是可以听得到、看得到，所以我知道我必须做些什么。你能理解吗？即使你不相信我的能力也没有关系，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有人具有这样的能力，他该怎么办？”
停顿片刻后，我点了点头。
“即使你不相信也无妨。但是高坂先生，如果你是我，如果你像我一样还是个孩子，对这个世界还很不了解，却天生就有能力透视自己不想听、不想看的事，你会怎么办？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听得到，你会不会想要尽自己的力量，充分运用这种能力？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你能断言你不会做和我相同的事吗？”
当时，我应该这么告诉他：“我也可能做出和你相同的事。”即使说谎也无妨。慎司会这么问，就是想要听到这样的回答，借此得到安慰。如果我当时可以安慰他，事情应该会有全然不同的结局吧。
然而我却说：“我也不知道。”
慎司垂下双眼，低声说了“再见”就转身离去。看着他小小的背影远去，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然而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叫声了。
第二章 涟漪
1
过了一个星期，望月大辅的遗体仍然没有找到，也没听说有人去警局自首，或是警方锁定了嫌疑人之类的消息。
舆论开始抨击：马路上的井盖可以任人随意打开，这实在太危险了。水利局承诺会作出妥善处理，一位有着局长辅助理头衔的人代表高层发表公开声明时说：“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把它打开。”结果这个可怜的代罪羔羊又遭到一阵挞伐。
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星期内，东京发生了两起在半夜将井盖打开的事件，琦玉县也有一件。幸好都没有造成意外，但很明显，都是模仿千叶那件案子，看来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缺乏危机意识的人和喜欢冒险的人。
《亚罗》在罗列一周要闻的“头条”栏目中报道了这件案子。内容由我撰写，摄影师赶赴现场拍下的万里晴空下已经盖紧的下水道的照片则放在标题旁。
我根据车牌号码查到了车主——宫永聪的哥哥——的资料。他是一家一流证券公司的营业员，只有二十四岁。我很纳闷他怎么买得起至少千万以上的车子，但在询问代理商后，才知道是有问题的事故车，车龄已经五年了。
“因为他再三拜托，我才卖给他的。”
宫永聪当时说：“那是我大哥的车，是新车。”可见做哥哥的为了面子，对弟弟撒了个小小的谎，没想到弟弟却在那种天气恶劣的晚上偷偷把哥哥的爱车开了出去。
台风第二天，他们一定大吵了一架。但也可能根本连吵架的心情都没有。
宫永聪和垣田俊平都没有去自首，我也不想和他们有什么瓜葛。曾有一次，我抓起电话想拨宫永家的电话号码，但最后还是作罢。
在头条的那篇报道中，我对打开井盖的人表达了些许同情。我写道：“可能当事人并无恶意，只是一时疏忽。”
杂志发行当天，我一整天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以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会和我联络，然而我并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一位同事：如果有一架UF0从天降落，停在你眼前，告诉你“目前让警方伤透脑筋的那个案件的凶手就是哪里哪里的谁”，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家睡觉。”这就是那位同事当时的回答。“如果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件事，那就去住院。一定可以在点滴瓶里看到金鱼在游泳。”
我笑了。并不是笑同事，而是笑我自己。我竟然把曾经那么当一回事的稻村慎司比喻成UFO，可见我并没有真的相信他。
慎司也音讯全无。我又恢复了平日的生活，虽然无聊又烦琐，却是踏踏实实的生活。
《亚罗》虽说是报社旗下的杂志，但规模还没有大到会让银行摆在大厅。在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特辑时，我们不会去征求国际政治学者的意见，只关心这对国内的物价和汇率的影响；在讨论自卫队出兵的问题时，会打出“征兵制复活了？”等夸张的标题，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总之，我们杂志的主题就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
不同于报社，杂志记者没有严格的“负责路线”。但毕竟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所以也就根据每个人“大致的专长”来分工。
我在报社时就隶属社会组，和警方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当时《亚罗》的主编需要能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跑这一条线。看起来最风光，也是最能混水摸鱼的。
无奈的是编辑部人手不足，有时也会被抓去临时负责其他的报道或是某个专栏。在下水道事件的十天后，又因为这种情况，我必须和一名年轻摄影师一起去银座四丁目一家时髦的咖啡店。我们要采访“反对选美，抗议性商品化的妇女会”代表，虽然采访的对象是女人，但并非那种令人巴不得早点见面的女人。
“应该派女记者去吧？女人和女人聊得比较投机。”我才说完，拿着一大堆复印资料进来的水野佳菜子狠狠瞪了我一眼说：“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去接受一下教育吧？”
“教育？”
“对啊。高坂先生，整个编辑部就数你最死脑筋了。”
“我吗？”
“对啊。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专门负责泡茶、复印的机器？你是个典型的性别歧视者，这样下去，永远都结不成婚的。”
“是吗？那我就当个老光棍好了。如果佳菜子三十岁以后仍然滞销，我就收留你吧。”
“滞销？说这种话的男人最差劲了。高坂是个大笨蛋。”
她气呼呼地走了，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高坂是个大笨蛋，真押韵。”她是临时工作人员，但做事很认真，丝毫不比正式职员逊色。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话太冲。
我们快出门时，她又走了回来。正在和我讨论的摄影师注意到她，推了推我。
我转头一看，佳菜子抱着一大捆信件，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我马上就去接受教育。”
“不是这件事。”她瞥了一眼摄影师，似乎很在意他在旁边。摄影师笑了起来。
“有什么关系嘛。我有这么碍眼吗？”
“笨蛋，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她说完，一脸严肃地从一大堆信件中抽出一封信递给我。
“又寄来了。”
我只瞄了一眼便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已经是第六封了。
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白色长方形信封，正面写着编辑部的地址和我的名字，背面什么都没写。
之前的五封信里没有写任何东西，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白色信纸。
我打开一看，这第六封也一样。摄影师探头看了看，问道：“这是什么？”
“空白的情书吧。难道是我眼睛不好看不到？你看到什么了吗？”
“该不会是烤墨纸（①用特殊液体在纸L写字或画画，火烧之后出现字或图。）吧？”摄影师拿起信纸，朝窗户的方向看着。“这样或许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字。”
“别开玩笑了。我都试过了。”
“你试过了吗？也烤过了吗？”
“当然，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
对着电话吼了半天的主编眼尖看到了，立刻大声问：“喂，又寄来了吗？”
“还是白纸。”
主编拼命摇着大手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快结清旧债。你都逛哪家夜店？”
“我才没那么幸福。”
“我知道了！”摄影师转过身来，“这是‘我在等你的信’的暗语。”
“暗语！”坐在对面的同事和我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真老套。”
“佳菜子，你知道什么是暗语吗？这可不是护士长的古话啊。”
佳菜子蹙着眉说：“你还真悠哉呢，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为什么？上面又没有什么恐吓的字眼。”
“但是……”
摄影师表情严肃地问：“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也不清楚——”
佳菜子抢着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封是在六个月前寄来的。”
“佳菜子，看来你很担心嘛。”摄影师终于笑了。“高坂先生，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好事？”
“好事？”
“对啊。最好趁还是白纸的时候就搞清楚其中的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