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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到吃完饭后，我才搞清该知道的一切。那条铁路将从圣路易斯起，穿过印第安人区域、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直通到太平洋海岸，人们计划将如此漫长的路线分成小段进行勘察测量。我和另外三个测绘员由一位总工程师领导，分到了位于红河源头与海岸山脉之间的一段。三个可靠的向导塞姆·霍肯斯、迪克·斯通和威尔·帕克将带领我们去那儿，一大群勇敢的牛仔会在那儿确保我们的安全。此外我们还会得到所有要塞驻防队伍的保护。为了给我个大大的惊喜，这一切直到今天才告诉给我，自然是相当的晚。不过我的装备已经大小俱全，这我就放心了。也就是说，我除了去向我的同事做自我介绍，就没什么可做的了，他们正在总工程师家里等着我。我是在亨瑞和塞姆·霍肯斯的陪伴下去的，在那里我接受了人们热情的问候。
第二天早上我到那个德国家庭告别完，又去找亨瑞。他热情地摇着我的手，用粗鲁的方式打断我表示感谢的言辞：
“住嘴，先生！我送走您，只是为了让我的老枪再有发言的机会。等您回来，给我讲讲您的见闻经历！那时自然知道您还是不是，但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是不肯承认的‘青角’！”
说完他把我推出门去，在他关上门之前，我看到了他眼中含着泪水。
到了九月初，我们已经干了三个月，可还没有完成任务，而别的组大多数人已经回家去了。这里有两个原因。
在我们着手真正的工作之前，先得耗费时日，骑马、艰苦跋涉、做大量的比较测量。还有一情况是我们所在的是个危险的地区，有奇奥瓦人、科曼奇人、阿帕奇人出没，他们不愿意这个地方修什么铁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时刻保持警惕，这样我们的工作自然就拖延了很久。
考虑到印第安人的存在，我们不能打猎吃野味，那样会被他们发现并尾随我们；我们更多地是从桑塔非派来的牛车那里得到食物。但这种补给方式又极不固定，有很多次，我们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得等牛车来。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这伙儿人的组成。前面提到，在圣路易斯时总工程师和三个测绘员热情地问候了我，由此我期待着一次成功的合作；只可惜，我被欺骗了。
我的同事都是地道的美国佬，他们把我看作“青角”、缺乏经验的“荷兰人”——在这儿，这个词儿是骂人话。他们只想挣钱，不大理会任务是否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我这个诚实的德国人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很快他们就收回了对我的好意。我不让自己为此烦恼，只管尽职工作，我甚至做得更多，因为我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多少专业知识。他们把最难的工作推给我，自己却过着十分清闲的日子。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一向认为，人承担的越多，越能变得坚强。
总工程师班克洛伏特还算是他们之中最能干的一个，可惜他喜欢喝烧酒。从桑塔非运来了几桶这种既误人又误事的酒，从此以后，他摆弄白兰地的时间超过了摆弄测绘仪器的时间。有时他会酩酊大醉，一天里倒有半天躺在地上。三个测绘员里格斯、玛西、贝灵，他们和我一样都得出酒钱，所以为了不吃亏，他们就跟班克洛伏特比着喝酒。可以想见，这些先生们也常常是脑子不太清醒的。我因为基本上不喝烧酒，成了唯一干活儿的人，他们那些人总是处在喝酒和醒酒的交替之中。然而我并没有为此得到感谢，充其量只有贝灵明白我在替他们苦干——虽然我完全没有这个义务。不言而喻，在这么一种状况下，我们该做的工作就遭殃了。
其他人也指望不上。我们刚到集合地时见到了十二个正等着我们的牛仔。一开始，作为一个新手我自觉很受他们尊敬，可没过多久就发现他们都是些层次很低的人。
他们应该保护我们并协助我们的工作。其实在整整三个月里没有发生任何需要他们保护的事情；至于他们的协助——我完全有理由说，全美国最懒的十二个人到这儿聚会来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班人马怎能不是乱糟糟的一团呢！
从名分和职责上看，班克洛伏特是发号施令的人，而且他也确实做出了这么一副样子来，可没人听他的，于是他就以我闻所未闻的方式骂骂咧咧，到酒桶那儿去犒劳自己。里格斯、玛西、贝灵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我很有理由占据领导地位，但我没这样做，即使这样做了，也是做得不露声色，人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像我这样没经验的年轻人是不被这些人放在眼里的。如果我傻乎乎地贸然站出来发号施令，结局肯定是引起一场哄堂大笑。不，我得悄没声儿地小心行事，就像一个善于牵着倔强丈夫的鼻子，让他不知不觉跟着走的聪明妻子。我大概每天要被那些半野蛮不听指挥的牛仔们叫上十次“青角”，可他们在不知不觉地跟着我转。我故意要让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按自己的意愿做事。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塞姆·霍肯斯、迪克·斯通和威尔·帕克的有力支持。第一个已经向诸位介绍过了，后两个也值得形容一番。
迪克个子极高，瘦得吓人，榨成干儿了似的。他结实的打猎鞋上系着皮绑腿，上身穿一件窄小的打猎汗衫。他又宽又尖的肩膀上围着一个棉披肩，线头儿肆无忌惮地向四处飘扬。脑袋上则扣着一个既不是便帽也不是毡帽的玩意儿，要想进一步形容它简直办不到。
他的伙伴几乎和他一样又高又瘦。他脑袋上缠着一块很大的深色头巾，上穿一件红色的匈牙利式骑马服——天知道是怎么在大西部找到的；下穿一条长长的皮裤，外套高统防水靴。他腰间插着两支左轮手枪和一把刀，是用最好的金菲尔德钢打造的。
引人注目的是他脸上那一张大嘴。两个嘴角像是特别喜欢那两片耳朵，亲热地凑近它们。这使他的容貌显出一派天真烂漫。不管怎么说，从威尔·帕克这个人身上找不出一丝虚伪。
这两人的枪也像塞姆的利迪一样看上去不中用，都像是从林子里撅回来的树棍子。一个不了解西部的人会想，用这么一支枪，就算是枪手本人，也不可能不冒生命危险。
如此这般的三个形象在德国是不可想像的，可在这个并非以衣装取人的地方，绝对没有一个明白人敢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斜着看他们一眼。正相反，这三位是经验老道、聪明勇敢的猎人，他们亲密无间，被称为“三叶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要是那时没有这三个人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将是难以忍受的。他们通常总是站在我这边，与那些人保持距离，但又做得不会让任何人觉得受了伤害。尤其是塞姆·霍肯斯，虽然爱开玩笑，却善于得到那班好顶牛的家伙的尊重；他以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方式助我一臂之力。
不言之中，我与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用领主关系来称再合适不过了。他把我置于他的庇护之下，就像对待一个无须征求意见的人。我是“青角”，他是老练的牛仔，对我而言他的意志是不容争辩的。一有时间和机会，他就给我上课，理论实践俱全，都是关于身处大西部必须了解和会做的事情。如果说我后来在温内图上完了高等学校，那就得承认塞姆·霍肯斯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亲自动手给我做了一根套索，并且允许我在练习抛掷这一重要武器时拿他这个小个子和他的马当目标。当我练到每抛一次都能套中目标的时候，他打心底里高兴，喊道：
“好啊，我年轻的先生！这样就对了！不过别因为几句夸奖就忘乎所以啊！即使是最笨的学生，如果不想让他留级，当老师的也得时不时地夸夸他。我已经是几个年轻牛仔的老师了，比起您来，他们学得轻松多了，理解我的意思也比您快得多。不过您要是照这样学下去，也许六七年后就没人再叫您‘青角’了。在那之前您可以用一条老经验安慰安慰自己：蠢人有时候也能和聪明人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他说这番话时，做出极其严肃认真的样子，而我也同样严肃认真地听着，我很清楚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在那些指导中，我最喜欢的是有关实践的部分，要是没有塞姆·霍肯斯，我就腾不出时间练习一个草原猎手必须掌握的那些技能。我们的练习是秘密进行的，并且总是在离营地足够远的地方，以免有人观看。是塞姆要这样做的，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微微一笑：
“是为您好，先生。您做这些事儿还不太在行，要是让那些家伙看见了，我会非常害臊的。好了，这下您知道了，嘿嘿嘿嘿！好好想想吧！”
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在打枪和身手方面会有什么能耐，不过我也不在乎。
尽管有前面提到的那些障碍，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终于可以和相邻的那组接头了。为了通知那边，得派个送信儿的。班克洛伏特说他要亲自骑马去，带一个牛仔做向导。传递消息是件很普通的事，因为我们必须始终与前后的两个组保持联络。因此——为着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得在这儿简短地提一句——我知道，在我们面前做指示的工程师是个能干的人。
班克洛伏特打算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出发。他认为有必要为告别喝上一杯。大家都一样参加，只我一个人没受到邀请，霍肯斯、斯通和帕克则没有听他们的话。我很快就发现，这酒一直喝到班克洛伏特连大着舌头也说不了话才算完。他的酒友们跟他一样，醉得一塌糊涂。出发暂时是谈不到了。醉鬼们做了他们在这种状态下总要做的事：他们爬到灌木丛后面，睡觉去了。
这下怎么办？信儿必须送出去，可这些醉汉怎么也得睡到下午。最好是我去，可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