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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滢没说错，最坚决的告别是在床榻之间，在本该最最亲密的时候。这样的告别，连后路都一起切断了。我，放弃了他。
程明浩终於慢慢地放开我。我穿回衣服，他掏出一支烟，又放了回去，“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半个小时之后，我叫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我不要去看了。”
“我答应过要带你去看浪管风琴的。”
“我不要看了。”
“那好，”他低下头，“帮个忙，把它戴上，让我看看，好不好？” 他把门打开一点，让车里的灯亮起，然后把那个玫瑰花纹的戒指递给我。
我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小小的钻在暖融融的灯光下微笑，他脸上有一种满意的神情。戒指稍微大了一点，我说，“总比太小好。”
我把戒指拿下来还给他。他把它放进项链上的挂件盒，看了一会儿，摇下车窗，突然把它扔出窗外。那条链子在夜色中划了个弧线，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愕地看着他。
他转过头来，“这样也好，以后可以不想你了。再也 不想你了。”
196
我的心里一阵痛，“你 你要给我好好的。”
他点点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走，送你回去。”
我叫他在离我家一个街区的地方停下来，“我自己走回去。”
他伸手过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叫小杜赶快转回学生身份。还有，你也要好好的。”
我点点头，车门开到一半，听见他说，“祝你幸福。” 我回过头，他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前面，两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挣得发白。
我也轻轻地说了句，“祝你幸福。” 眼泪又一次淹进心里。“祝你幸福” 是浪子最后一次温柔的回眸，讲出了口，便没有退路；只是，到了此时此刻，我们之间，已经分不出谁是浪子。
程明浩的车亮起红灯，缓缓开动，喷出一股白汽，散进夜色，像一声叹息。
我回到家，杜政平正站在冰箱旁边吃一杯酸奶。他问我哪里去了，我说出去随便走走。我脱下鞋，光着脚走到他面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回来，” 他正舀起一口酸奶，勺子停在嘴边，又送到我面前，“要不要吃？蓝莓的。” 那是我最喜欢的牌子中我最喜欢的口味，上个星期他去买菜时忘记了，回来后想起又专门去跑了一趟。
我点点头，张开嘴，他把勺子送进我嘴里。酸奶又酸又甜，小粒的蓝莓滑过我的舌头，凉凉的。
他自己吃了一口，“你吃东西怎么总是喜欢舔勺子？”
“不浪费啊。”
他又舀一口送到我嘴里，“傻瓜，又少不了这么一点。”
刚才进门前的刹那，我的确闪过念头，把下午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去找程明浩，可是，那个念头像霉菌一样被一杯Yoplait的蓝莓酸奶消灭掉了。酸奶杯对面的人，跟我相依为命。
2002年8月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三十分，我和杜政平结婚。我穿着上次去参加郑滢婚礼时的那条裙子，那是我来美国以后买的最像样的衣服 其实是郑滢替我买来衬她的新娘装的，婚礼结束后就送给了我。
郑滢和她先生当证婚人。她很担心，在洗手间里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的负担就重了。”
我淡淡地说，“会过去的。”
下半年，眼看一个个交货日期越来越近，我们承诺的烤肉串还是半生不熟。上上下下一起加班，测试部门开始三班倒，天天早上把发现的问题列成一大张表贴得到处都是，后来甚至贴进洗手间，让人在五谷轮回之际不忘修理程序。
那段时间过得十分辛苦。我费了一番心力，终於婉转而坚决地让那位名校出身的实习生明白实际上没有人对他在若干科研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感兴趣，也没有人需要他来对现行工作流程提什么“观察和想法”，只需要他“干”，点通之后，他固然有点失望，工作起来倒也尽心尽责；比较令我担心的是那个怀孕的女同事，她本人固然敬业，胎儿却不甚合作，反应非常重，工作效率当然受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公司制度下，女人不因怀孕受到歧视，也就不可能得到什么优待，尤其是这样的非常时期。
我对郑滢抱怨，“真没办法，开半个小时的会要出去吐两次，一个人顶多当半个人。说起来呢人家已经尽力了，怪又怪不得，催又催不得，吐得眼泪汪汪地看着你，只好帮她顶，真是要命。”
郑滢说，“所以我打算以后怀了孕就辞职。” 她和郑广和正在努力制造一个“爱情结晶”。
“有了吗？”
“哪那么快，刚开始呢。”
事实证明，郑医生任何方面效率都不低，两个月后，郑滢拿着一叠文件到我的办公室来，“帮我复印一下。”
“你们的复印机又坏了？”
“不是，我怀孕了，” 郑滢居然脸红起来，“我现在复印、打字间都不进了，连电脑也尽量不用，怕辐射。”
“那么严重？”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三个星期后，郑滢辞职。我有点失落：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 “拉帮结派” 的可能性，“帮派” 却扔下我走了。
我们公司在高科技泡沫期间的最后一次“资源重组” 进行得相当丑陋。2003年1月，忙碌了半年的项目接近尾声，公司看准时机再度裁员，几个测试和客户服务部门被连窝端掉，一间间空旷的办公室像一颗颗被拔了牙的牙洞，看得人心里发涩。其他部门多多少少受点影响，我们部门里被“重组” 掉的，正是上一轮裁员中的那位漂亮的告密者，说实话，没有人同情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两年以来，我们所有人像参加了一整套海军陆战队心理训练，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变得训练有素、沉着冷静，真正做到了“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不动声色地端起他的枪接着往上冲”。如果大家集体度假，完全有实力组团去亚马逊河的原始森林探个究竟，什么食人部落，发扬团队精神，三下五除二把部落酋长捉来，然后就地开会讨论怎么个吃法，清蒸还是油炸，刺身还是叉烧。吃得饱饱的，回来以后，用软件画出电子版路线图发送全公司，推荐别的部门去。
2003年初，杜政平收到位於南加州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去念博士学位；他说，“真好笑，我开着宝马车去上课。” 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苦涩，生活中有些圈子实在兜得莫名其妙。
杜政平的学校在洛杉矶，每隔两三个星期回一次旧金山。他对我很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牌子的酸奶，记得给我带他们学校附近面包房某种很好吃的巧克力面包，记得天天准时打电话来说“老婆晚安”。正当我们开始逐渐习惯所谓婚姻和各自的角色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从纽约出差回来，不知是不是在外面吃错了什么东西，我的手臂上长出一些小小的红水泡，根据经验，我估计那又是过敏反应，立刻拿出一颗过敏药吃下去。
可能是舟车劳顿，加上过敏药的作用，不到十点钟，我就有点昏昏沉沉了。那天，杜政平回旧金山，我们做爱之后，他突然问我，“刚才你在想什么？”
“什么？” 我迷迷糊糊地问。
他打开台灯，“我是说，刚才，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好像… 很不起劲。”
“我累了，坐了六个小时飞机。”
“我也累了啊，开了六个小时车。”
我睁开眼睛，愤怒地看着他，“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咽下一口口水，“也没什么…我刚才看你那么冷淡，以为你想起了他…”
“活见鬼！”我抓起枕头朝他打过去，一面打一面开始流泪，“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他一个劲地认错。
我的眼睛像坏了的水龙头，泪水只是不住地往外流，夹在眼泪里的翻来复去只有一句话，“你冤枉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委屈：我知道他以为我想起了程明浩才表现冷淡，其实，我刚才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吃了一粒过敏药而已。
他到底还是介意的，因为程明浩是我第一个男人。他或许以为我冷漠的时候是在想程明浩，我热情的时候是把他当成了程明浩，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他冤枉我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并没有完全冤枉我，无论怎么刻意遗忘，回忆中的一个片段常常会措不及防地再现眼前：西雅图的那个雨夜里，他温柔地抱着我，轻轻地解开我胸前的一颗钮扣，他的手指触到了我的皮肤，犹豫一下，又轻轻地把钮扣扣了回去，然后摸摸我的头发说‘睡吧’ ，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动，一个捧着我的心睡着的男人，我能忘记吗？
我很想忘记，也真的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很不巧，这么一个片段偏偏从记忆的墙缝里漏了下来，能怪我吗？
那天晚上，我哭了整整一夜，毫不欺场。以前我说过每人身体里都有个孩子，现在我身体里的孩子不知是饿急了还是尿湿了，哇拉哇拉哭个不停，我根本无法控制；真的，不是我想哭，我管不了他。
杜政平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喝下去，接着哭；他又倒来一杯，我又喝下去，还是接着哭；最后他拿来了一整瓶矿泉水，我咕咚咕咚灌下半瓶，还是接着哭。好像已经没别的事情可以做，只能哭它个地老天荒。
哭到后来，我的喉咙已经哑掉，眼泪把床单打湿了一大片。杜政平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隔着毯子抱住我。
那是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你要问我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我会说，就是一条梅西百货买来、二十九块九毛九的毯子的厚度。
快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