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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里面不加芝麻,腰果换成花生,饮料要樱桃可乐。”
又过了十分钟,这个爱喝樱桃可乐的男人现身。他一屁股坐下,打个招呼,咕咚咕咚地拿起饮料干掉半杯,然后直呼一口气,“累死了,真是累死了,被客户骂了整整一个上午。”
蒋宜嘉走马上任的是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叫“质量管理”。我说,“你们公司真滑稽,让五个人去‘质量管理’,那么其他人就不需要管了?”
“唉,不是,说得好听叫‘质量管理’,说得不好听,就是专门‘吃屁’。” 他们部门的职责是听取客户意见,协调市场、客户服务、开发、测试等部门,纠正已有问题,改进产品质量。他抱怨,“又空洞又辛苦,还要到处挨骂,里外不是人,公司政治玩起来,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摆不平,摆不平就拿不出业绩,好容易摆平,有点业绩了,我的妈,一帮人不知从哪里跳出来跟你抢个死去活来,难怪人家都不愿意做才轮到我。”
我们言归正传,他听说杜政平丢了工作,皱起眉头,“怎么大家都一起倒酶。” 原来,他女朋友“四点半” 前几天也被公司裁员了。
“关璐,你叫杜政平赶快寄份简历给我,我试着去推荐一下。不过,你们最好不要在我这里寄什么希望,公司现在虽然又开始进人,可是非常少,一个位子刚腾出来,半天之内就有几十份内部推荐的简历,很多还都是上层的人那里来的,我的档次,人微言轻,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他恳切而无奈地说,“我自己女朋友都没有希望呢。”
我点点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跟她结婚啊,” 他咽下最后一口咖喱鸡,抹抹嘴,“说起来好笑,前一阵子她去参加了一次同学会,看见几个同学嫁的老公好像比我出息,回来就有点不安于室,问什么假如她碰到比我好的男人我会不会成全她。”
“你怎么说?”
“我火冒三丈,说你碰到比我好的男人就赶快滚,滚得远远的不要回来,她和我大吵一架。结果没几天,好,她丢了饭碗,我说算了,太平点嫁给我吧,工作找不到就趁机生孩子,我爸妈连孙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她激动得像哭丧,抱着我说还是我最好,” 蒋宜嘉居然不无得意,“你们女人啊,不见棺材不掉泪… ” 官升了,他的嘴还是那么臭。
“你叫她滚的时候,心里真的想她滚吗?”
“废话,当然不是,我心里不知多难过,可男人总不能像你们女人那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要离开我’ 吧。话说回来,她真碰到问题,我还是要托这个底的,否则,我不管谁管?”
我看着蒋宜嘉微笑,想起程明浩也说过如果我遇见比他好的人他会放我走。他是不是心里也不想那么说的呢?假如我碰到问题,他可会也为我托底,觉得“我不管谁管” 呢?那时候,他一定会的;现在,不会了。
“喂,看什么?” 当你盯着一个男人微笑超过二十秒,“男朋友” 觉得你很爱他,“男性朋友” 觉得他可能出了什么洋相。
“我觉得你变得很男人。”
可惜蒋宜嘉并不太欣赏这种赞扬,他叫起来,“什么话,我本来就很男人嘛!”
他顺道送我回捷运车站。他还开着那辆七成新的尼桑,车子里放着一首唱得缠绵悱恻的英文歌,那个声音似曾相识。
“谁唱的?”
“猜猜看,你应该很熟悉。”
我猜了几个美国歌星的名字,他都摇头,“英文歌又不一定要欧美歌手唱。” 一边把CD 盒子递给我。
那是张信哲的一张英文专辑。张信哲的英语非常好,但是听着听着,总觉得多少有些不尽兴,他那种中国式的温柔含蓄融进西方流行音乐的旋律,英雄无用武之地,显得几分尴尬,几分局促。
我看看蒋宜嘉,他果然有同感,叹了口气,“每次听这张碟,我都想,我们这些人有点像张信哲唱的英文歌,用足工夫,也不是不好听,就是好多本身的优点用不上,凡事照美国人的套路边学边做,先吃亏三分,想跟人家拉平就得多付出。不过,既然开了头,硬着头皮总要把歌唱到底。”
那一刻,我发现,异国他乡的生活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使我们成长起来:我们慢慢扔掉小女孩的稚气、尖酸,去学着做平和、温柔而坚强的“女人”的过程中,那些小男孩不知何时也悄悄退去了身上的青涩、鲁莽,逐渐向成熟、宽厚、有担待的“男人” 靠拢。
下午,我跟其他几个熟人也联系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晚上,杜政平来找我,他的脸色铁青;不用问,我看得出他的运气也不好。2002年的夏天,在IT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 掉,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 ,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 ;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 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IT 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那一部分也是像蒋宜嘉那样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於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了声谢谢,把杜政平的简历寄给他,然后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份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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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杜政平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他原来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过。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的。”
他看看我,“你觉得会吗?”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乐观,一般公司都在年底进新人,八月份的工作机会凤毛麟角,而且竞争肯定非常激烈。我们心里都清楚,整个周末的忙碌,有点“死马当作活马医” 的意思。
“你们公司真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早点打个招呼,让人家怎么办?”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事情太大,才绝对不能打招呼,否则还不天下大乱?算我倒酶,” 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手里的啤酒罐笑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有钱人家的末代灰孙子,什么眼界都开过,以为好日子能一直过下去,结果…结果落得一场空,” 他摇摇头,“你知道我找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家公司要吗?价码一个比一个开得高,” 他伸出七个手指,“现在这些王八蛋都哪里去了?”
“你不要这样。”我心痛地看着他。对於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差不多都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太过顺利,所以现在越发难以承受这种落差。
他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把啤酒罐捏扁,“凭什么?凭什么呀?你说我是哪里差劲?关璐,你说呀,凭什么人家都好好的,我要去倒这种酶?你倒是说呀?” 他的五官扭成一团,拧成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用力拉他坐下,“你不要这样。倒酶的又不是你一个,我们公司一会儿就有一大堆人倒酶,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你们还算倒酶一起倒,我们是你踩我我踩你,气都气死人。不过,再倒酶,总归过得下去,总不至於会死! ” 我用力在他耳边喊着,声音在夜色里有几分凄楚。
他捧着头,两手大拇指用力按在太阳穴上,终於平静下来。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脑勺。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突然,杜政平抬起头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关璐,现在只有跟你在一起还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那就跟我在一起吧。”
“我是说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转过头去,他抓紧了我的手,脸上有一种满溢了天真的悲伤,像极花生漫画里那个总是抓着一块毯子、一旦放手就心神不宁的莱纳斯;莱纳斯让我心疼。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杜政平会变成莱纳斯;而我,会被他当成那块毯子。
我脑子里过电一样闪过那天在山坡上程明浩看着我说“我有点累了” 的神情,心里泛起一阵苍凉:程明浩累了,杜政平累了,我也累了。就这样吧。
於是,我点点头,微笑一下,“那就一直跟我在一起。”
他把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发像松针一样刺着我的脖子,像五年之前在飞机上一样。我突然意识到,几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起落,共同拥有了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