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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情绪高昂，谈起系里那些居然放弃做“科学家”而甘心沦为“工人”的学生，更是痛心疾首。我看着他青筋突起、和灯泡交相辉映的秃顶，突然觉得很可笑：这间房子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化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只是我们同样清楚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在追寻理想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美国梦要去圆。这您老人家怎么就不明白呢？
走出会议室，郑滢说，“我们转去计算机系吧，亨特讨厌的事情，一般都是好的。”
亨特那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和郑滢都铁了心向计算机系进攻。或许因为申请递得较早，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一个多月后，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是没有奖学金；郑滢的申请交得晚一点，还没拿到正式的通知书，但也差不多了。
汤姆·汉克斯听完我的转学打算，并没有大惊小怪，还很有风度地说“祝你在这个新的领域好运”。我趁机提出可否留在他手下继续做一段时间助研，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刚拿到一个科研项目，需要人干活，而我在工作上一向还是很认真的。
他犹豫了一下，用电影里阿甘说“生活是一盒巧克力”那样慢的速度说他个人倒是没问题，就是想到亨特那里备个份，因为这位副主任最近一见系里的教授就嗷嗷乱叫，说大家要联合起来、杜绝拿化学系奖学金去学计算机的“可耻行径”。他说：“别担心，我会和他解释这是个特殊情况。”
我的心凉到了底，还备什么份，这种话题跑到亨特那里简直就是讨骂，凶多吉少。我对郑滢说：“看着吧，下次开会，你导师八成会点我的名。”
郑滢说：“等计算机系一录取，我拍拍屁股就走，什么奖学金，没有就没有。”不知是不是受了梁文琛的影响，她的口气越来越大。
周末，我搭杜政平的车去超市买菜。走过玩具部门，无意中看见一只小熊，淡黄的绒毛，脖子上系条浅蓝的丝带，长了个很可爱的圆鼻子。我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小熊的神态有点像程明浩。看看价钱，要九块九毛五分。
我把小熊放在购物车里绕着超市转了一圈，还是下不了决心买。
付款的时候，杜政平问我怎么又把它放回去了，我说：“太贵了。”
走到停车场，他说“你等我一下”，然后“噔噔噔”地跑了回去。等他回来，手里抱着那只熊。
“干什么？”
他把小熊递到我面前，“送给你。生日快乐。”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
“那应该送给你自己。”
“‘送给你’是对你说的，‘生日快乐’呢，是对我自己说的。能让你高兴，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了。”他笑得一脸阳光。
我突然毫无理由地生起气来，把那只小熊推还给他，“你留着吧，我不要。”然后自顾自往前走。
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个人都不说话。杜政平的车开起来的确没有杂音，但这个时候，我宁可它是一部拖拉机。
杜政平大概也觉得尴尬，打开CD，传来的却是一首非常不应景的歌——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有一点动心》。
……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
一点点迟疑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
他一等那首歌结束，立刻关上CD，调到一个热热闹闹的乡村音乐台。
我转过头看着车窗外面，心里十分沮丧。其实我并不想跟他发脾气的。
到了公寓楼下，我们默默无言地分手，上楼梯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看我。因为，有人从后面盯着我看，我的后背会发热。但我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我有点悲哀地发现自己的的确确爱上了程明浩。因为爱他，才会下意识地把杜政平吓跑。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会自觉自愿地帮他去铲除情敌，不管那个男人知道与否。
我忍不住又拨了程明浩的电话，他不在。我很难过：我刚刚替你把情敌赶走，你却跑到哪里去了呢？
星期一，汤姆·汉克斯告诉我，他可以再给我两个学期的助研奖学金。这个消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奇怪亨特怎么放着如此大好机会没有作梗。
后来我才听说，汤姆·汉克斯的确去找了亨特“备份”，谁知亨特像骂学生一样把他臭骂一顿，顺便奉送一顶大帽子，说他拆化学系的墙角。汤姆·汉克斯是系里“少壮派”骨干，平时和亨特就有点彼此看不惯，前年又因为谁坐副主任这把交椅闹到差点撕破脸皮。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他火冒三丈，索性下定决心继续给我一年的助研奖学金，这是做给亨特看：你以为我怕你？
阴差阳错，两位教授的意气之争，成全了我的最大利益。
亨特不是盏省油的灯。他或许觉得“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于是大义灭亲，亲自跑到计算机系，逼他们拒绝了他自己一个学生的入学申请。
这一招杀鸡给猴看，果然有效，亨特手下想“暗度陈仓”的学生噤若寒蝉。
那只倒霉透顶的“鸡”，正是郑滢。
化学系的小道消息传播渠道很发达，不出一天，亨特的壮举已经人尽皆知。
郑滢憋着一肚子气回来，破口大骂，一口一个“他妈的”。她虽然熟谙美国俚语里二十多种骂人方式，真动了气，用的还是咱们的国骂。
骂完了，她扑倒在床上挥动拳头用力捶枕头。这是我们学生时代自创的“减压法”，看什么人不爽，就把枕头当成那个假想敌，恶揍一顿，心里立刻好受许多。
郑滢最近很不如意，和梁文琛之间已经烽烟不断，现在又跑出来这么一件事，无异雪上加霜。
当初和梁文琛开始，她曾经说过最欣赏他身上综合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优点。但她忘了，一个人既然可以综合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优点，也一样可以汇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毛病。
先来报到的是美国人的毛病。去年过圣诞节，他们合买了一瓶红酒送给梁文琛的父母，他提出要郑滢付一半钱，气得郑滢拿了药房的发票要他掏一半避孕药的钱；每次出去吃饭购物都是AA制；郑滢偶尔碰了他那架当成宝贝的CD机，他竟然大动肝火。随后是中国男人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在学校里看见郑滢和哪个男生说话或者一起走路，必然要“关心”一下，而他自己却在圣诞舞会上嘻嘻哈哈亲别的女孩，亲完了还对郑滢说那是出于友谊。
几天后，郑滢很晚才回来。她爬到我床上，把一个随身听耳塞放进我的耳朵。大学时，晚上睡不着觉，她常常会从上铺爬下来和我挤一个被窝，然后我们每人一个耳塞听那个非常搞笑的午夜性教育节目或是张信哲的歌。
“反正就我们两个人，你放出来吧。”我说。
“不要，这样感觉比较好。”她把毛茸茸的卷发靠在我肩膀上。
我们一起听《爱如潮水》。听到一半，她拔下我的耳塞，说：“我和他分手了。”
“为什么？”
“我跟他说我想去别的学校念计算机，他立刻反对，说分在两地，谈什么恋爱，还怀疑我是不是另外有男朋友。真好笑，亨特天天给我小鞋穿，我在这里都快待不下去了，他竟然还这样想。”
她笑笑，“刚才分手时他还说爱我。其实，我可以容忍一个男人不爱我，却不能容忍他爱我，又让我受委屈。”
又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已经不是处女了。关璐，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我拉拉她的手，“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肯定是对的。”
她笑了，“你真好。”
和梁文琛分手后，郑滢吸取教训，调整了找男人的标准，决定稳扎稳打，找一个“百分之百纯种的中国男人，有绿卡，有一定经济基础，最好吃过一点苦，然后自己奋斗出一番事业的那一种”，秉着这个新原则，我们在美国地图上巡视一番，不约而同盯住了旧金山。那里云集了高科技行业的精英，条件优秀的男人满地都是。
张其馨打电话来，她已经在旧金山安顿下来。
“是程明浩去机场接你的吧？”我明知故问。
“对啊。”
“程明浩现在怎么样？”郑滢来劲了。
“程明浩啊，人挺不错的。怎么了？”
郑滢有点不耐烦，“详细点嘛，胖了还是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穿的什么衣服，有没有长得更好看点。关璐很关心呢。”
“关璐很关心？”
“当然，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关心。”郑滢看着我嘻嘻地笑起来。
我一把抢过电话，“你听她胡说八道！”回头对郑滢挥挥拳头，“再啰嗦别指望我理你！”
郑滢被旧金山一所三流大学计算机系录取读研究生，秋季入学，没有一分钱奖学金。她把自己所有的钱加起来，刚好够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她苦笑着说：“关璐，我是背水一战了。”
“对不起，要不是我，你也不会……”我总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连累了她。
“不关你的事，亨特本来就看我不顺眼，”她的语调又欢快起来，“况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我运气好，到那边一下子捞到个好男人，那样的话，还要感谢他呢。”她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以后的日子飞一样过去，我在三门化学课、助研工作和两门计算机课之间忙得不可开交。计算机系的功课很难，尤其那门数据结构，亏得有杜政平替我找考古题，有时还帮我一起做作业。学期结束，我居然两门计算机课都得了A。那次玩具熊的事情，我们都装做从来也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