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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滢从墙上拿下一张名片递给我，“就是他。”名片上的英文旁边用黑色圆珠笔一笔一画写着“郑广和”三个字。
“你们五百年前还是一家呢。”
“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从一堆男医生里把他挑出来的，要摸，也要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忍不住笑起来，“名字起得不错，是不是你每次去看病都有酸梅汤喝？”
“说起名字，他的自我介绍才好玩呢，‘我叫郑广和，就是郑和当中加上一个广字’。”
“这有什么好玩的？”
“郑和不是三保太监吗？噢，假如你是个男人，姓李，你会说‘我姓李，李莲英的李’吗？我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从来都说‘我姓郑，郑成功的郑’。”她扬扬眉毛，“要不要？”
我把名片还给她，摇摇头，“我还是想找个女医生。”
“就知道你这副样子。我提醒你，这一带看妇科的女医生很难找。”
“我总觉得男人当妇科医生有点奇怪，又看又摸，假如碰到一个女人身材火爆，比如说你，起了自然反应怎么办？算不算性骚扰？”
“这个我倒从来没想过，”郑滢对这个问题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应该说很有可能呢，因为男人的生理反应是不受大脑控制的。可是，既然不受大脑控制，好像也就不应该算是骚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谁叫她长得风骚让医生都想入非非了呢。嗯，下次我要注意一下，看郑广和有没有什么自然反应。关璐，我发现你的确成熟了，问的问题水平都高出一个档次。”
“胡说八道。”我被她夸得啼笑皆非。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地方你挑。”
“干什么？”
“庆祝你长大成人。”
中饭吃到一半，我觉得脑门发热，身上发痒，随后郑滢叫起来，“你的脸……”
我对着化妆盒的小镜子一看，脸上不知何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色斑点和肿块，我卷起袖子，手臂上也有同样的斑点和肿块，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郑滢立刻陪我去看医生，结论是“严重过敏”，最可能的过敏源是我今天早上吃的避孕药。
郑滢觉得对不起我，“早知你这么麻烦，就不随随便便给你吃药了。不过，我自己吃那种药真的一点事也没有啊。”
我只顾愁眉苦脸看着自己快肿成半个猪头的脸，“这下怎么办？”脸上和身上的红斑和块块已经“农村包围城市”，奇痒无比，惨不忍睹。
我打电话去公司请假，吃了抗过敏药，躺到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一下午。如果说昨天晚上是一场赌气，那么，现在我正在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受到惩罚。
傍晚，有人按门铃，按了好几次，我没去开门，因为我想那大概是程明浩，我不要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的脸自己看了都怕，不要说别人。
到晚上，换成了电话铃一遍一遍地响，直到我终于拿起话筒来。
程明浩在电话那头很着急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镇定一点，“我在睡觉。”
“是这样，”他的声音平缓下来，顿了一下，又问：“璐璐，你，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
“没有，”我脸上热起来，加倍的痒。我一边用手掌揉脸一边对着话筒说：“我很好，真的。” “我来看看你。”
“不要不要，”我叫起来，“你不要来。”
“我一会儿就走。”
“也不要，我……我现在不想见你，实在不想，所以我求求你不要来！”我着急了，声音提高好几度。
“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了，不过我也不想见你，我现在要睡觉，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吧。”我几乎要哀求他。
“璐璐，”他的声音无比柔和，“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说谎了。再也不了。”
“嗯，那好。”大概是抗过敏药的作用，我的眼皮涩得张不开，头好像有千斤重，“那就这样吧。”
我挂上电话，马上又钻回被子里呼呼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脸上、身上不再那么痒，大部分的肿块已经平下去，红斑也不太明显了。我往脸上刷一层粉底，修葺一番，上班去。
在一个漫长的红灯下，昨天清晨的茫然心绪又冲上脑门：程明浩现在在想什么？除了不说谎，他还能对我做出什么承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从谁开始，大家都说要把“性”和“爱”分开，不管是否真的潇洒，至少要学着去潇洒，我想我也不例外。可是，从心底里，还是忍不住质疑：没有足够的“爱”，“性”又有多少分量？我试图用“性”来证实“爱”，也这么做了，却只证实一点：我对避孕药过敏。实在令人沮丧。
再见到程明浩的时候，我努力装得泰然自若，他好像也心照不宣，总之，我们都绝口不提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两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有点担心他会再提出要求，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跟他探讨“采取措施”这个尴尬的话题，可是，他没有再提出过，只是对我更加体贴。
有一本书上说，女人要是和男人发生了关系，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物质，让她对那个男人产生依恋的情绪。以前觉得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现在看来却不无道理，在那场闹剧一样的“初夜”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的确更加依恋程明浩。同一本书上也说，男人往往把已经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占领区”而失去兴趣。我希望那个作者在胡说八道。
那年过生日，程明浩送给我一台小小的、银灰色的手机，每月有一千分钟通话时间，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设成我手机上的第一个快捷键，“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找我了。”我说：“我可不一定有空找你。”心里却很感动。
二年十二月，程明浩去了西雅图。他把两个箱子塞进道奇车的后备箱，搓搓手，微笑着说：“璐璐，好好照顾自己。”我看着他脸上阳光般的笑容，拉住他的衣袖，“你不许扔下我不管。”
“不会的。”他抚摩着我的头发。
我伸出手去，又要把他的头发弄弄乱，想起自己正好来“老朋友”，郑滢说过这时候摸人家的头是晦气的，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
他看看我，“怎么变乖了？”他已经习惯我把他的头发弄成一窝乱草。
我嘻嘻一笑，“没什么，今天饶了你。”
那个月，我拿到了计算机硕士学位，成了公司里一名正式员工。
我把希望寄托在和Chris合作的项目上头，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有了一点根基，下次便可以做更加重要的项目；几个项目一下来，就有了吹牛的资本，到时候，要升级或者跳槽，都比较容易了。
郑滢向我感叹，“我们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人家前几年毕业的，靠着公司股票上市，好多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呢。”
我说：“现在这样也不错啊，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那句“只要肯花工夫，总有出头之日”的话说得过于乐观了。
和Chris的合作项目进行到一大半时，我们去约客户服务部门一位负责人开会，核对我们对产品做的修正是否符合要求。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眼看要皆大欢喜地结束，那个人突然提出要我们把某个新增的产品功能改动一下，因为客户曾提过好几次类似的要求。那个功能正好是我做的，我觉得他提出的改动并不算难，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就照样修改了，也没放在心上。
谁知正式展示的时候，出乎意料，客户对那个产品功能的改动大有意见，气氛尴尬起来。客户服务部门主管首先沉不住气，问：“谁做的决定？”言下之意是“我不知情”，艾米立即附和，表示“我也不知情”，那个混蛋的负责人竟然马上转过头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改动？”我被他问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是你提出的呀！”结果他巧舌如簧赖个一干二净，说我理解错误。我转过头去求援地看着Chris，因为那天开会他也在场，我希望他能够出来说句公道话，但Chris眼睛盯着天花板装没看见，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气得我简直想把手里的可乐浇到他喷满发胶的脑袋上。
在大公司工作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经验：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看到自己公司天方夜谭般的标语、广告，自豪感油然而生，觉得“我们真是很厉害”。然而，当你在钢筋混凝土大楼某间会议室里被人三拳两脚揍到角落里踩成一张相片，才发现，无情下手、作壁上观的，也是一群“我们”。
散会后，艾米没有骂我，只是说“以后凡是他们提的要求，一律保留书面凭证”，然后
一字一顿地说：“记住了，学会保护自己，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我明白了，她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上谁是无赖，或许大家都清楚，只是他们需要一个人承担责任，算我倒霉，撞了枪眼。
回家的路上塞车，我在庞大的车流里回味艾米那句“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分钱也不值”，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然后莫名其妙想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既然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值钱，女人为什么还那么相信男人的承诺？
一月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女妇科医生，她说我的身体既然会对一种避孕药过敏，就不能排除对其他避孕药过敏的可能性。她说可以给我再开一点试试，我想起过敏时的可怕样子就起鸡皮疙瘩，连忙摇头，“不用了，不用了。”
有人说，看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你，就看他会不会让你吃避孕药。假如真是这样，那么，我的身体已经宣告，我必须嫁一个真正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