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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他停顿了一下，“我只是有点惊讶。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有人送行的，只不过从来都没什么人来送。那次出国，你们还问我怎么那么晚才去机场，其实，就是不愿意看见大家都热热闹闹的，那样的话我心里更加难过，现在想想真是有点幼稚。”他笑笑，“因为我自己是那样，所以，就以为你也一样。”
他的话让我心里有点痛。那点心痛累积起来由量变到质变，成了愤怒：他对我一点都不好，我为什么还在为他心痛？
我想挤出两句客套话，但心头的愤怒让我口不择言，“程明浩，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说，你可能觉得我‘太好’或者‘太不好’，但我并不这么想，我想的是……”话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我究竟是怎么想他的，因为，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想，在爱上他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他“好”，而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
“好了，我想的是，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了，明天不要，后天也不要，以后永远都不要。因为你和我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就像我可以为了想见你从新墨西哥跑到加州来，换了你，就不会这样做。”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无力，但我逼着自己说完。说完了，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却累得昏昏欲睡。
沉默。
沉默。
沉默。
一个声音在电话那头问：“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语气重重的。
“会的话，你早就做了！”我越发生气，“程明浩，我已经把你一眼看到底，所以麻烦你不要来送我，因为我实在不想再看见你了。”他总是那么居高临下，现在，至少我能体会一次尊严，即便是最后一次。
放下电话以后，我在桌上趴了一会儿，然后站在走道的窗前想再看看这个城市的黄昏。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不在这里了。
无意中往楼下的街道看去，我突然发现刚才一气之下说出的“程明浩，我已经把你一眼看到底”名副其实，因为，此刻他就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边，刚才的电话，大概是从那里打的。从这个角度看下去，无论他是一米八几、二米八几，抑或三米八几，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身影。他显得那么矮。
他也正抬着头往上看。我下意识地想往窗框下面躲，随即想到他根本不可能透过反光玻璃看见我，何况，他并不知道我的办公室究竟在大楼哪一个角落。
有那么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相交；他看不见我，但我知道他在凝视我。曾经在纽约帝国大厦楼下照片上见过的目光又回来了。
我转过身奔向电梯。我刚刚说过再也不想看见他，其实，我还是想看见他的。
进了电梯才发现它是往上去的——二十四楼某位敬业的同事也刚下班，早我一点点按了钮。我只好跟它上到二十四楼，然后再往底楼。门打开，我立刻飞跑出去，隐约听见那个同事在我背后说了一句“晚安”，也顾不得回答。
等到了街上，程明浩已经不在那里；我愣了一会儿，转身跑到停车场，看不见他的车；我退出来，一路跑了好几个街区，一直到气喘吁吁。这条街上红绿灯很多，转得也慢，我满心希望他正停在某个路口，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等我。他为什么不等我？他既然大老远跑到我公司楼下发呆，怎么就不肯多等一会儿呢？不错，我是说过不想再看见他，但人，总有可能改变主意的呀。
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回家，给他打电话，他不在。一个小时后我再打，他也不在。临睡前，我打了最后一次，他依然不在。
我犹豫了半天要不要给他留个言，最后还是没有留，因为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很多话，本来根本不想说，到底被他逼得统统说出来。
郑滢用她新买的本田吉普车送我去机场。她年底也要毕业了，只花一年半就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比我们其他人都快，她把这归功于她们学校差，为了多吸引学生，自然把课程要求降低，几乎所有的实习经历都可以抵学分不算，还不必做论文。郑滢也有三四家公司要，她决定毕业后去旧金山南郊的一家公司，论规模、名气和现在这家差不多，但工资待遇略胜一筹。她一决定，第二天就去分期付款买了这辆车，现在正处于“蜜月期”，一有机会就把它牵出来遛遛。她自告奋勇送我去机场，很大程度上是她自己手痒了。 “你个子又不高，买这么大的车干什么？”
“就是因为个子不高，才要买大一点的车，这样开在路上，人家不敢随便欺负你。”
“有这种说法？”
“当然。”
假如这种说法在爱情里也通用，我想，我大概需要去买一辆公共汽车来开。
“你上班时间跑出来真的不要紧？”
“要什么紧，我走都要走了。再说，公司本来就规定假如周一到周四每天工作九个小时，周五下午可以休息，这个福利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呢。”
“章晓刚知道你要走，有没有说什么？”
“哼。”我那句问话捅着了郑滢心里的马蜂窝。她说，最近一段时间，章晓刚总在工作上忽明忽暗地找机会为难她，让她日子不好过。“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他本来就不太好打交道。”
“难打交道和故意刁难是两回事。”郑滢告诉我，章晓刚已经对几个男同事透露准备年底回国去迎娶“陈玉莲”——显然他已经浪子回头，不仅如此，他居然还对他们说什么“娶妻求淑女”。
“他这么一说，我成什么了？恶不恶心？恶不恶心？恶不恶心？”
“恶心，”我实在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再怎么说，人家把宝贵的第一次托付给你了，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
。。
郑滢白我一眼，狠踩一脚油门，“反正，我一听他那句话，马上下定决心，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就是不回这家公司。”
到了机场，我从洗手间出来，看见郑滢站在Starbucks门口朝我招手。她递给我一杯大号薄荷摩卡，自己手里拿的是卡布基诺。
“给，你喜欢的。”
“这里的Starbucks在买一送一？”
“好心当作猪下水，我请你，不行吗？”
“请我也不用这么一大杯吧？”
“放心，现在还早，喝完够时间再上一次厕所。”
我拉着她想去找个地方坐下，她连连摇手，“不要不要，我们就站在这里，”她呵呵傻笑着，两个酒涡在脸上跳起舞来，“这个地方显眼啊，要是程明浩良心发现跑来，一眼就能看见你，然后你们两个就会演一出很浪漫的戏给我看，那杯咖啡呢，就当我买票了。”
“他不会来的。”
“你怎么知道？”
“我叫他不要来，我还说过再也不想看见他。”薄荷摩卡刚喝的时候滚烫，仔细品尝却是满口清凉，这是一种表里不一的饮料，就像我自己说出的话。
“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的。”郑滢乐观地鼓舞我。
奇迹没有发生。程明浩没来送我。我叫他不要来，他就真的没来。
郑滢很失望，“这种笨蛋，活该找不到老婆。”
飞机升空的时候，我正在把航空公司的那份“紧急情况指南”从头读到尾。我不再去思考是否应该忘记他，因为我已经明白所谓“忘记”，是徒劳的。
当你想去忘记一个人，就已经无法忘记他了。忘记，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提醒。爱情里的忘记，到头来都是想念。
他是我心里的一枚电脑病毒，碰一碰，立刻自动复制、铺天盖地，惟一的办法是把他隔离到某个角落，不去碰。
回学校以后，我搬到另外一个公寓，免得和杜政平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一天，在系里的信箱旁边碰见他。他稍微瘦了一点，看上去很精神。
我们寒暄了几句，他说“你等等”，然后跑到自己办公室去拿了一样东西出来，“送给你。在纽约买的，前不久才出来。”
我看看题目，是一部动画片《宝莲灯》。正奇怪他何以送我一盘动画片，他说：“里面的主题歌是张信哲唱的，很好听。”
那首歌，叫《爱就一个字》。
那天晚上，我在电脑上一遍遍听这首歌：
……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野花太放肆
守住了坚持
看我为你孤注一掷
……
这和“劈山救母”的故事好像并没有太大关联，但无疑是一首演绎得非常成功的情歌。
我在想，如果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说“爱”，如果爱情真是孤注一掷，我这辈子的份额只怕已经用掉，却什么也没得到。我大概把宝押错了地方，而赌场的规矩是落子无悔。
回来之后，程明浩没有和我联系过。夏天的一切像雷雨后的彩虹，曾有一段缤纷却已了然无痕。我感到难堪。
几天后，我在图书馆碰到杜政平，他告诉我，纽约那家公司已有录用意向，条件相当优厚，并希望他在修完这学期课程后就回公司一边接着实习一边做论文。
“那样的话，明年初我就去上班，五月份再回学校答辩。”
我微笑，一时还不太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他突然停住，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这次我要是去纽约，今后大概会留在那里。我不知道你将来有没有打算回加州工作，要是那样，我们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见面了。其实呢，也
有几家硅谷的公司要我，听说北加州气候很好……我是说，真要去那里工作的话也不错，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见，”他抬起头，终于问出那个问题，“你觉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