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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楚斗争的策略而言，张良并不一概地反对分封，他主张利用分封制作为凝聚内部人心、增强反楚力量的手段。前203年，攻占了齐国，威震北方的韩信向刘邦提出立自己为假齐王，以便镇守，刘邦本来不愿意，张良私下说服刘邦，认为汉军不能真正禁止韩信称王，封其为王可以作为团结韩信、防止生变的手段。刘邦接受了这一建议，封韩信为真齐王，还派张良向韩信送去了印绶。至次年，战略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省太康县南）共击项羽，但两人并未如约到达，致使汉军大败。张良对刘邦说： “韩信、彭越未得封地，他们不来会战是必然的。君王能与两人共分天下，就能招致他们参战，如果不能，事态就无法预料。”按照张良的具体建议，刘邦将陈县以东至海滨之地封给韩信，将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封给彭越，两人果然率大军参加会战，终于在垓下击破了楚军。
根据政治斗争中的利益原则，张良把封王裂土视作团结军队，协调各方利益的筹码和手段。也许这些分封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但他坚持军事斗争为上的策略，利用分封这一各方看重的筹码灵活处置，成功地控制和驾驭了几乎游离于楚汉之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以土地和名号换来实力，以求孤立和战胜楚敌。张良对韩、彭的分封主张和对六国之后的阻封议论看似矛盾，其实却是他具体分析问题，坚持利益导向原则、军事至上原则的一致表现。把土地不封给六国之后，而封给支持汉军战争的将军，无论从政体的创建还是从反楚的策略上，其意义和作用都非同一般。
在和韩信、彭越固陵约战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当时项羽苦于两线作战，又感到战略形势已发生逆转，乃与刘邦鸿沟划界，中分天下，和谈之后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引兵东归。当刘邦也准备率军西返时，张良与同僚提议说： “楚军兵疲粮尽，引军而回，这是上天亡楚的时机，不如乘其懈怠追袭歼灭之，如果放走不追，就是‘养虎自遗祸患’。”当时韩信已攻破赵、齐，拥兵几十万雄踞北方，彭越在梁地也渐成气候，英布早已降汉，正是鉴于汉军已有大半天下，诸侯多已归附的良好战略形势，张良提出了抓住时机，追袭楚军，致其死命的主张。他把和谈仅仅看作致敌麻痹懈怠的手段，而自己绝不想受和谈条件的束缚。兵不厌诈，机不可失，张良的建议改变了刘邦西归的计划，汉军在和谈后全力追击，于是有紧接着的固陵约战和后来的垓下之役。由于张良的这一建议，楚军的灭亡和汉军的胜利在时间上大大提前。
灭楚之后，刘邦封上等功臣二十余人，其他人日夜争功，难以决定，尚未封赏。刘邦在洛阳南宫，从天桥上望见许多将领三三两两坐在沙地里议论，不知道将领们在说些什么。张良认为一定是在图谋造反，并对刘邦分析说： “你起身平民，靠这些人夺取天下，做了天子后，封赏的是萧何、曹参这些故旧亲爱之人，对平常怨恨的人则诛杀之。如今军吏们计算功劳，认为天下之地不够封赏，怕您要记恨往日的过失而遭受诛杀，因而相聚谋反。”刘邦极为忧虑地询问对策，张良反问说： “您平生最为憎恨，又为群臣共知的是哪个人？”刘邦说： “雍齿与我有旧怨，他多次窘辱我，我想杀他，因为他功劳多，所以不忍心。”张良于是提议： “赶快封赏雍齿给群臣看，大家见雍齿都受封了，就不会有什么疑心。”刘邦乃设置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地在今四川什邡县南。群臣见雍齿尚被封侯，于是消除了担忧。
军吏们在沙地中聚众私语，发生在灭楚之后封功行赏的敏感时期，引起了刘邦的注意，张良认为这是谋反的征兆，看来是有夸大和弄玄的成分，因为并不是那么众多的军吏都曾有可以追究诛杀的往昔过失，也不是任何谋反的人都敢于公然聚众谈论。但张良的分析至少可以说明在赏封未定的时候，满怀期望的军吏们正处于惴惴等待，情绪不稳时期，他们议论人物，评价封赏，猜测高下，相聚抒怀都是极可能的。为了稳定众人的情绪，张良让刘邦选择一位人所共知的憎恨之人提前赏封，这等于交给众人一个赏封的标准，且用事实告诉群臣： 胜利后赏功不计过，这无疑是稳定众人情绪的最佳良方。
张良为什么在此要夸大事态，故弄玄虚，把军吏们的相聚私语谬称为图谋造反呢？如果不是思维上的一次失误，那就是灵机一动，借题发挥，有意诱导刘邦解决功臣雍齿的封赏问题。雍齿论功当赏，但刘邦计仇不会封赏，意欲求得赏封公正的张良料难说服刘邦，因而用特殊的方式催促刘邦对雍齿弃怨赏功，亦当在情理之中。通过雍齿之赏，明白表示了赏封的标准，稳定了军吏们不安的情绪，维护了赏封的公正，树立了刘邦不计前嫌的形象，虽然促赏的方式不佳，但有利而无害，这也许是张良智慧行事的一种特殊表现。
灭楚之后，张良于前202年明确支持了齐人娄敬向刘邦所提的建都关中的建议，他从关中的地理形势上论述了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越性，使举棋不定的刘邦放弃了建都洛阳的打算，带领这支关外将士占多数的军队进驻关中，在长安辟基筑宫，建立都城，由此开始了约二百年的西汉基业。
张良的许多策划都引导着刘邦的决策，它使汉军哪怕在力量弱小的时候都保持着战略优势，这成为汉军最终取胜的关键。刘邦无疑是汉军的统帅，但就上述意义说来，张良实际上是汉军的灵魂。 楚汉逐鹿人物正解说 作者：李明华第四部分：得道 汉王得鹿 不动声色 大谋安嗣
张良对汉王朝的重大影响还在于他打消了刘邦晚年对太子的废黜念头，巩固了刘盈的太子之位。
刘盈是刘邦与太后吕雉于前211年所生之子，前205年刘邦自彭城败退后刘盈被立为太子，常与萧何留守关中。刘邦做汉王时得到了定陶女子戚姬，非常宠爱，不久生下儿子如意，他出关作战数年，常带戚姬随行，戚姬日夜哭泣，要求更立如意为太子，刘邦也以为刘盈仁弱，不像自己贤能，觉得如意更像自己，几次要改换太子，由于许多大臣的反对，暂时未得实施，但他发誓“绝不使不肖之子居爱子之上”，其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太后吕雉年老色衰，很少能见到刘邦，她担心儿子刘盈的命运，但无能为力。因为张良以善于策划出名，又为刘邦所信用，有人劝她请张良想想办法，吕雉乃让自己的兄长吕泽向张良请求挽救的良方，张良推辞说： “君上因自己的偏爱更换太子，至亲骨肉间的事情，有我这样的百余人进谏也没有作用。”吕泽坚决要求张良出个主意，张良告诉他： “这事情难于用口舌相争辩。君上曾想招致四位年老的长者，他们却认为君上待人傲慢轻侮，所以逃匿商山，义不为汉臣。但君上看重这四人。现今您能不吝惜金玉璧帛，让太子写封信，言辞谦逊，备车相迎，派辩士敦请他们，来后当贵客相待，经常使他们随太子上朝，让君上看见，当君上惊异地询问时，再告诉他。君上知道这四人的贤德，这对太子是有帮助的。”吕雉信服张良的策划，她让吕泽派人带着刘盈的书信，卑辞厚礼，迎来了这四人，以贵客身份住于吕泽之府。
刘邦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率军击破了淮南王英布的反叛，回长安后重病缠身，急切地准备改换太子，对张良的劝谏根本不听。刘盈的太傅叔孙通引古今事例劝告，以死相争，刘邦假装应允，实际上还想更换。及设宴置酒时，太子刘盈在旁侍奉，有四个老人相随，他们年已八十多岁，须发皓白，衣冠甚伟。刘邦奇怪地相问，四人上前回答他们的姓名： 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刘邦大惊，说： “我访求诸位好几年了，你们逃避我，今天为什么自愿与我儿子交游呢？”四人回答说： “陛下轻士善骂，我等义不受辱，所以恐慌躲藏。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没有不愿舍命为太子拼死效力的，所以我们来了。”刘邦回答： “麻烦诸位善始善终地关爱保护太子。”于是彻底打消了更易太子的念头。
更易太子是刘邦“子以母贵”、宠爱如意的感情需求，也是他认定刘盈仁弱、立意选贤为嗣的个人决断，不是靠据理力争、能言善辩就能改变得了的。在家天下的社会，选嗣不属于皇族家事，往往须经过朝议，君臣反复辩论而定。在选择对象之间，孰贤孰劣常常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一切都是相对的、主观的和难以把握的。不到十五岁的刘盈和十岁左右的刘如意究竟哪个做皇帝更好些，实在无法预料。大臣们根据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和企求政局稳定的心理，希望维持太子的地位，这当属正常的情况。但当皇帝以宠爱或“选贤”的缘故执意更换太子时，也往往能够成功，因为古代选嗣，无论怎样都没有特别的合理性可言，只不过需要为皇家的最后所选找个理由作些说明而已。
张良深谙其中的道理，在他看来，刘邦更换太子自有他的理由，而任何维护刘盈地位的理由又都有其不足，因此他认定，这不是以口舌之辩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害是要影响和改变皇帝的认识。
刘邦征战半生，夺得天下，居至尊之位，晚年在改嗣问题上刚愎自用，有什么办法来改变他在此事上的认识呢？张良敏锐地寻找到了刘邦在治理天下中的自谓遗憾之处，他让刘盈设法弥补刘邦自认的遗憾，从而使刘邦对刘盈刮目相看。
刘邦虽然贵为皇帝，拥有天下，但却不能征召到东园公等“商山四皓”。四皓为天下隐士，刘邦将其作为天下人心的象征，无论是从考察治国效果上还是从附庸风雅的心理上，四皓的逃匿不至，都使刘邦感到了自己作为皇帝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