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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认为，《论语》以曾子的编辑构思为主导，是与子思两人合力编辑而成的。《论语》各章语录乃有子被立为师后，由曾子发起征集而来。子思以事实师出曾子的可能性最大，他是《论语》的最后完稿者，定稿的时间则在曾子死后不久。当然，既然子思并未拜入曾子门下，就有可能同时向子游问学，同样接受了“大同”、“小康”等社会、政治理念的教授。或者正因子思身份的灵活性，才使他更有机会将孔门各派林立、学术分歧日益扩大的趋势加以扭转，最大限度地总结、传承了孔子的思想精华，所以被人尊为“述圣”，他为后来“亚圣”孟子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精选，是经过曾子、子思这两位大师去芜存精、匠心独运之后的绝世经典，精研《论语》可一举获得孔子、曾子、子思三位圣贤的智慧精华，不亦快哉！
我们读《孔子家语》等书籍就知道，孔子生平所述一如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孔子若从三十岁立私学至七十三岁去世计，说法也有四十三年），洋洋大观无所不及。《论语》成书不象佛教那样每次法会均记录一经，而是综观孔子一生所述，将其精髓思想列出章节来重点说明，全书乃孔子学说精要中的精要。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突出重点，方便流传，方便弟子们的学习实证。文章直接采用“子曰”的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方式，正如佛经中“如是我闻”的作用，让读者知道是孔子的原话而生起信心。为准确、集中、精练地阐述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内涵，《论语》编辑者所选的条目是绝不马虎的，有时宁可重复也绝不杂陈，就是为了使整体逻辑清晰合理，义理通透。所以如果我们读《论语》而不能对它进行整体的研究和分析，就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宋明理学对儒家思想的阐述、传播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将《论语》各章单独取义的做法，正如将人五马分尸而欲求其生命一样，反令《论语》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同时朱熹对子思《大学》一文的整容手术，及将之纳入曾子的版权之下，更令我们无无从明了子思与《论语》的密切关系。而现代颇有“大师”，冒然望文生义，将《论语》各条目重新编列，更是完全违背了原编辑者的说理逻辑，置其高明智慧于不顾，却要给读者端上一碗糨糊，谁有怪癖能吃得下呢？也就难怪现代青年会疏远圣贤的智慧了！
本书就是要力求从整体上给大家一个不同于古人的读《论语》的新方法，用义理和前后文逻辑使《论语》贯通，让大家感受一下充满生命张力、活泼而灵动的儒家思想。“燕鹊图”则可以帮助我们对《论语》核心思想及谋篇布局形成大致认识，既得其脉络，进而可赏其文句，将《论语》三步一叹，五步一兴的说理方式，用新的视角予以分析，就不致于陷入单独成章的“语录迷宫”，而能把握住各篇中心要义，深入体悟《论语》的哲学智慧，自由徜徉于《论语》独特的艺术魅力之中。
此时此刻，当我再读曾子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时，心中不禁油然升起崇高的敬意，若没有曾子、子思的弘毅，我们今天能看到如此精妙绝伦的《论语》吗？其德至矣哉！
儒学心传
回顾《论语》整书的内容可知，孔子将其所悟内明、显用之学用于对普罗大众的教育，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
首先是法制。“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行为，法制的完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人的教化来讲，属于惩戒范围。法律的作用好比是告诉别人“此路不通”，前边是悬崖。通俗地说，如同人穿的最后一条底裤，是底限。现在我们提倡所谓的“法制社会”，其实是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以为这条底裤能取代其他衣服。法制对国家治理、百姓教育来说其实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其次是诗、礼、乐。即是精神、道德层面的教化，包括思想正面、积极健康的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用以熏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建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道德观。如果法制是底裤，那诗、礼、乐就是各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让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等于是在法制的前边，加了一道防护栏杆，劝大家趁早改道。所以诗、礼、乐等精神产品是更高一层次的为政、教化手段，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第三是德。通过诗、礼、乐的教化、引导，渐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民崇尚道德，耻于犯法、投机钻营，以圆满德行、服务人群为追求。德本身是没有形象、表征的，代表一种清净、有益的言行，是克、伐、怨、欲不行焉的高洁品行，所以德以诗、礼、乐为载体，最后成就于人心，使人心向善、乐善。为政以德是更高一层的政治行为，是对从政者的要求。只有政治家、管理者先具备了这样的认识和道德素质，才可能引导百姓走向正道。
第四是道。道德的圆满，逐渐能领悟到形而上的天命。通达天命，才能发起仁、智的作用。也就是说：以法制、诗、礼、乐乃至道德的约束、引导而实现的善，都不彻底，只有领悟到“道”、“天命”之后，才能真正止于至善，不会再变易了，也就是孔子说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仁也好，智也好，中庸也好，象泰伯那样的礼让为国的至德也好，都以悟道为分界点，得道后一通百通，能以“里仁”为乐。所以说天命、道的学问，是孔子学问中最深奥的部分。
法、礼、德、道四个层次的学问，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见图表四。
（图表四：教化次第图）
从上图我们就知道，上古之人“以道治国”，尧舜禹“以德治国“，到周公、孔子的时候提倡“以礼治国”，而秦始皇的时候就只能推崇“以法治国”了。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以法治国”也不灵了怎么办？下一步是不是要“以杀治国”？所以时代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是肯定的，可人心不古，本来清净的本性也越发迷失了，治国的理念就每况愈下。
我们现在仍提倡“法治”社会，可实际上仅靠法律能达成大治吗？《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刘邦进入咸阳城的时候，萧何从秦王宫里拉出了几大车的法律条文，甚至完善、细致到规定你种田时每亩地应该播种多少斤种子。可这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却在为“约法三章”而欢呼！因为道德沦亡，诗、礼、乐教化的缺失，人的道德败坏，则知法犯法、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情况都会出现，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形同虚设。另外，法律是人制定的，是人执行的，也是用来管理人的，所以人治也就体现在法治之中了。礼制与法制如同车的双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应该认真重视“诗、礼、乐”的教化作用，重构新世纪的人伦礼制，“齐之以礼，导之以德”，使人们远离法律制裁的红线，自动自觉地向善道而行。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礼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它是教化百姓最重要的方式之外，礼也是提升从政者素质的必要保障，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基础。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
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礼记·礼运》篇先提出“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然后集中论述“礼”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积极作用。而礼的具体内涵，就体现在“七情”、“十义”之中。“礼之用，和为贵”，准确地说，和就是“十义”，而要达成“十义”，有两个要点需要注意：
其一，礼是五伦关系中，主体双方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具称“十义”。我们不能仅仅要求臣忠、子孝、弟弟、妇听、幼顺。相反，更重要的是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只有居上者言行以礼，上行而下效，才能真正在全社会推行礼治。这正是孔子尤其强调，而后世王权为统治需要故意扭曲的部分。《八佾第三》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直指礼治推行不力的三条病根。《子路第十三》篇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宪问第十四》篇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可见“十义”才是礼制之本，而顺利实施“十义”的关键首先是在于君仁、父慈、兄良、夫义、长惠，是自上而下式的教化，而不是自下而上式的愚从。“三纲五常”式的强盗哲学只是“儒家贼”们的故意扭曲和误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岂可一错再错！
其二，礼并不碍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乃人之常情、常性，人皆有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所以古来圣贤都强调“随欲而治”，礼治的推行也是如此，他不回避人们的正常需要，更不会扭曲人的正常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