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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不成全别人的恶习。小人则刚好相反。”
君子总是希望帮助别人成就美德、好事，避免他人犯错误。小人则刚好相反，因为小人行为卑劣，为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安全感，最好的方法便是拖人落水，使“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太重要了。
然而，成人之恶并非小人的专利。父母对孩子说：“你如果考试拿第一，我就给你二百元零花钱。”这就是在成子女贪钱之“恶”，如此不消十年，孩子必定是“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宠爱孩子、宠爱老公、纵容父母的恶行，都是在成人之恶。有些小毛病本可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可能因为你一时的感情用事，兴妇人之仁，反而变得不可收拾。
克己为仁
『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自己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有私心私欲，则公平必失，小人得志。小人一旦当权，就象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迅速排挤君子，近亲繁殖，祸患越来越大。特别是国家逐渐富裕时，更容易滋生腐败等不正行为。如李隆基后期沉溺于女色，而李林辅、杨国忠等小人便得志乱国。乾隆晚年沉溺于自己营造的太平盛世，致使和绅等墨吏当道，清政府由世界第一迅速沦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国家也如同人体的健康，正气强，邪气就难以入侵。而即便正者当政，也还要小心防范，因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中利害大相径庭。
国家的大治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平衡，随时可能失衡，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所以从政者需要端正心态，对已取得的成绩有清醒的认识才行。
仁之用，在为政来看，便是以身作则，克己之邪，率民以正。
『18』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觉得盗贼太多，问孔子有什么解决办法。孔子回答说：“假如那是你不想要的，就算赏给别人，他们也不会要。”
孔子罕言利，因为风气总是上行下效的。《老子》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如果以德来判定人的成功与否，就能形成全社会的进德之风。而现在的电视节目，多是为富不仁者的表演，怎么能让普通百姓甘于平凡、不走邪道呢？所以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尚德的。
克己之“贪”，扩充到为政方面，可使天下无盗，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
『19』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上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位者的品德好比草，风在草上吹，草就自然随风向而倒了。”
以杀为政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动则叫嚣以杀治国的人，是非常典型的小人心态，是一种黑暗的心理动机。今天我们知道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暴政，其败亡不正是藐视伦常、藐视生命的直接反映吗？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一定是建立在美好的品德之上的。率民以德，百姓自可乐享其成。
克己之“杀”，扩充到为政方面，则能风化百姓的德行。
『20』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士怎样做才能达？”孔子说：“你说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国家的要员、卿大夫家的管事都知道他。”孔子说：“你说的是出名，不是达。所谓达，就是品性端正，合乎道义，能听清他人的话意，看穿他人的神情，思虑周到而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对朝廷的官员、家邑的管事，都能通达。至于出名，那只要表面仁义，虽行为自私而能心安理得，就能赢得政府官员、家邑管事们的知晓了。”
子张问的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为政第二》中“子张学干禄”，一是本章问“士如何能达”。前一个问题是说子张想学习如何求取爵禄，这个问题是说普通的士如何出名，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从这两个问题，我们似乎能隐约感到子张的利欲之心，也可见《论语》的编辑者对子张用了暗贬笔法。
孔子将仁的外用阐述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更进一步明确仁用时的察人之智、中庸之德，表明孔子之学由道、仁而“一以贯之”的特点。
言行不义但心中还会疑悔的人，迟早能回头。那些“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的人，则是彻头彻尾的混蛋，深得《厚黑学》精髓，他们要打响知名度确实容易，但能“响”多久就全靠运气了。
复礼为仁
『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tè）、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说：“请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怎样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样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耕耘，后问收获，不就是提高道德修养吗？反省自己的过错，却不攻击别人的过错，不就是改正自心的邪念吗？因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慝，邪念、心中隐藏的邪恶。我们留意孔子对“克己复礼”的修仁方法，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表述。这里则偏向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克己复礼，以推己及人为不惑的依据，强调仁“慈爱”的一面。孔子提出修身时应注意的要点：先事后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遇事考虑长远及亲人，也就是能由己及人的意思。
“复礼”推而广之，则是天下归仁，所以本节重在谈“复礼”的外用。
『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xiàng）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能爱一切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能知一切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就能使邪佞的人也变得正直。”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就能使邪佞的人也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舜得天下，在众人中逃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商汤得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中庸》记孔子之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与本章“爱人”内涵一致，只不过《中庸》还强调“亲亲”而后“亲天下”的先后关系。乡通“向”，过去。皋陶是传说中舜时掌握刑法的大臣。伊尹是商朝的第一任宰相，《孟子》说他出身低贱，“耕于有莘（shēn古国名，在今山东省曹县北）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三使往聘之”。据说他擅长烹调，还发明了中药的汤药，使中国的医药水平从原来只能咀嚼单味药发展到能配煮复味药，降低了药物的毒性，获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留意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意思，是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能让邪佞的人也变得正直。因为人们看到只有正直的人才会被任用，就会趋利避害，自己也变得正直起来，强调的是君子以德能教化人心的作用。隋唐时期的裴矩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见隋炀帝好大喜功，便撰《西域图记》诱其西巡，又唆使隋炀帝纵欲、怂恿他远征高丽，最后导致隋朝的败亡。但到了唐朝的时候，裴矩见李世民纳谏如流，竟也变得忠君爱民，敢于正言直抒了，与隋朝时的奸佞判若两人。但子夏“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只表明正直的人当权，就能远离小人的意思，忽略了孔子“能使枉者直”的教化作用。
知人者智、爱人者仁，二者都是道的外用。《中庸》说：“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可见，知人、爱人皆源自“天”命之道，是智、仁源于道的另一种表述。
本章是讲“复礼”扩充到为政时，举直错诸枉，能令枉者直的重要作用。
『23』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说：“忠心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算了，不要自取其辱。”
这里就更显示了“仁智一体”的观点，仁而爱人是好的，但也要有智慧，观察朋友的根性能不能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