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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在我迟疑的刹那一分为二地打开，女工走进电梯，我站在外面问。“阿姨你找我？”
“进来进来。”她一手按住按钮，一只手向我招呼。我闪身钻进电梯。听她说完原委我暗暗责怪她多事。电梯送我上来的时候她反而显得自己还满有理。
先前到八楼去玩牌的两个女孩大约是没有遇着牌友，便问阿姨这幢楼里还有没有闲人，她回答说有一个天天睡大觉的大学生。但是人家从不沾赌，人家在写小说。那女孩便打听我住在某楼某号，说要来向我借小说看。她一时漏嘴告诉她们。碰巧女工上楼来收拾餐俱，她便请女工通知我去嘱咐我要我自个儿防着，出门在外，能不交际的最好不要交际。
我无聊地依在沙发上，不说还真想听到那两个女孩的敲门声。可惜直到天黑我上床之前，没人敲我的门，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的喧嚣宛若一去不复返的飘雪，更多时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忆。而我这种对于旧时光阴的倦怠，像万千朵雪花中的一片，为的是消逝以前，得到一次短短的小憩。但是，我还是被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浓浓地攫住。我相信经过无数次的退潮，大海便可以见底。于是我打开电脑，给母亲打印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
星期天下午接到Mark杜的电话，算起来一个多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我答应他晚上正好没事，正想找个地方坐坐，但不是星巴克。在北京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地方，一是快餐店，另一个就是星巴克。酒吧被奸商克隆得像一群同性恋
，这大约是资本原则上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所驱使。给面包涂上淡红色，让自然光无限度分解，所有的食品都经过保鲜处理，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短裙，乃至每次撤走面前的空杯都是同一种姿式。每当看到它们一律讨乖买巧的店面风格，耳边传来她们整齐规范的欢迎光临先生慢走，我常常会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比如，一个靠回头客生存的妓女。
“那你推荐一个地方。”Mark杜在电话中说，“不可能再去湖心岛吧？”
“哎，你问安不就得了？北京几千个吃喝玩乐的地方还找不出一家清秀的？就算是穷人开的酒吧都可以。”
“昨夜你开玩笑。穷人在北京开得起酒吧？”
“都有哪些人，你姐姐去吗？”
“这几天她没和我联系。还以为你们打得火热呢，你这色狼。”
“那就是说只有我和你们一家两口了？”
“什么一家两口！若地的两个哥们和我。上次你见过。昨天，安的父亲从东北来，安像小鸡一样给抓了回去。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险些儿对我动粗，人都气得死——那么我们蹦的去。”
“我无所谓。”
最后我们约定六点钟在滚石对边的小餐馆见面。大家先在那儿把啤酒喝饱。
北京到冬天，时间过得真快。仿佛除了自己一切都在飞也似的逃走。我打过艾欣的几次电话，她的电话都关着。母亲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她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只写了十几个字，这在往常根本不大可能。大约母亲提前到了更年期吧。我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想。往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原来住的房间装有分机电话，它空空荡荡的跟着闹，听上去让人心酸。我离开家的第二个月，母亲把佣人辞了，三居室的家该是怎么样冷清呀！母亲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原来饲养的那两只乌龟了。放下电话，我长吁短叹，无端觉得生活真的没多大意思。过去所作的种种打算突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从鞋柜里翻出半年多没有穿的大头皮鞋，刚刚给它抹上油，门铃响了。我听到两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
说来有趣，送艾欣走的当天晚上，我老早上床了，她们俩真的来敲我的门，我穿着睡衣爬起来，她们刚刚到沙发上落座，就笑着指责我这种待客方式不怀好意，说话口无遮拦，像不更事的小姑娘。等我红着脸进卧室披挂整齐出来，那个牙齿白白的姑娘嘻嘻哈哈地说她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这么认真，怎么北京到处都是靠得住的男人？我干笑着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那个牙齿白得不可思议的姑娘抢着说：“只要不是蒙汗药，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女孩各方面都要成熟得多，身材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该小的地方小，该宽的地方宽。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喝，只要我把我的裤子拉链拉上就阿弥陀佛。她这么一说，唬得我慌忙低头去照顾我的裤子。她们越发开心大笑。我给她们每人冲了一杯果珍，顺势坐到捉弄我的女人身边。问她。
“贵姓？”
“姓李。”
“哎哟，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五百年前不是。现在是。”白牙齿的姑娘插话。她们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只好随声附和。待她跳到旁边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顶多二十来岁。岁月特别宠爱她，还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半条痕迹。弯弯曲曲的头发竭力想装出饱经风霜的样子，可那清澈的眼睛流动间轻而易举捣碎了与她装腔作势的苍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她们这种不拘小节的说话方式，在火车上，在书店，或是在某块公交车的路牌下遇到她，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心旌飘摇。
“你贵姓？”我问她。
“我姓猫。”她的陕北口音很重。
“姓猫？姓毛吧！”我说。
“你又说对了。”她转过脸对我身边的女人说，“哎，唯姐你说，北京人为什么都这么聪明，每次我说话走点音他们都能够纠正。”她转过头对我说，“是天下没有姓猫的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干笑道。
那个她叫唯姐的是黑龙江人。她是米脂人。出生不久就碰到改革开放。高中毕业拎着化妆包就上路了。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一份在网吧端茶递水的工作，每个月老板都要押扣工资，三个月不到母亲生病她就打道回府。这是第二次来北京。至于说好久回米脂去，那她可说不准了。她说刚刚安埋完母亲不到半个月，三亲六戚还没回过神，父亲奇迹般把一个宝鸡女人引进家门。那时外婆还住在她家。她送外婆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十分难堪。现在包养他的男人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对她很好。她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就和男朋友翻来覆去上过床，不是处女，她并不觉得亏。她能从每月的零花钱上推测出男人公司的经营销况。男人什么都好，年龄的偏差也不太大，走在一起没几个人会怀疑他们之间不干不净，就是他的狐臭厉害，冬天还将就过得去，夏天哪，那可真是要她的命。这是她对那个男人最为不满的地方。说到这儿，她把烟灰缸拿到左手，皱着眉灭掉手中的烟。叫唯姐的可不像她这般竹筒里倒豆子，话题转到她的身上，她马上变得矜持。连那笑容也和电视访谈节目上的笑脸一个样，什么地方该露牙，什么时候该突出几条印证见多识广的鱼尾纹，她拿捏得很准。她显然读过市井上那几本由身体独立完成的小说。因为她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只要是她们的作品，几乎都有一段对自身器官功利的玩弄。她看不惯她们那种想当然的描写。按她个人的理解，未发生前的生活才值得书写。她的这种对先验的否认，使得我也怀疑起多年以前鲁迅先生对娜拉的那个著名论断。那天晚上她们借了我的几本小说和半瓶果珍走后，我想起了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怀孕是神圣的，而梦遗却不是。我曾经把那天晚上谈话的内容整理给一位约稿的编辑，前部分她一字不改照发，后边的问题她给砍掉。后来我在电梯间碰到米脂姑娘，主动和她搭话，她冷冰冰的像一个良家妇女。我暗想，避孕药都不知吃过好几十种了，还装得真像。听说有些演员对导演漫天要价，使得投资商收回成本总是遥遥无期，女人身价提高了，演艺事业却也被限制了。有朝一日我说得上话，一定不以她们的方式挑选演员。所有的女人实际上都被媒体误导了。比天空广阔的，不是人心而是男人。轻与重，正与偏，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位诗人说过，水平衡着地球，女人平衡着人类。他说得过于夸大。女人只需要平衡男人就够了。具体到我的邻居身上，我不免想，每个女人在爱情的汪洋大海里畅游的时候，她们都会为自己绝版的情人而沾沾自喜。不是向记者散发度蜜月的消息，就是把小孩的满月照片挂在互联网上。仿佛没有他们做秀，新世纪就不会到来，剧院里就找不到写实剧本上演。某一天在男人的衬衫上发现陌生的口红，厅长的太太，科长的夫人，歌星的至爱，同仇敌忾，站到同一板块，对那些暗地里下手侮辱了她们爱情的二奶，或告官，或跳楼，或灭口，一时间千妇所指，大有那种全世界被二奶侵略的女士们，联合起来的架势。媒体跟着起哄：男人第一次娶的是美，第二次娶的是善，到了第三次，毫无疑问那是恶了。然而婚姻这艘航母并没有因为哪位先生有外遇哪家太太出墙这些琐事而软着陆。谁诱发了特洛伊战争，谁引爆了王室血案？冲冠一怒，兵临城下，伏尸百万的事实踹开学者们的大历史观不讲，女人是至关重要的枢纽。满街行走的娼妇和二奶大面积的存在，是人性某种低级的自发状态。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付出的惨重代价，那完全不是四平八稳躺在席梦思上打发岁月的第一夫人所能设想得到的。上百万的北漂族中，我没有发现还有谁的焦虑大于她们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一听到欢快的门铃声，种种忧郁烟消云散，我丢开皮鞋大踏步走过门厅去开门。如果她们愿意，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