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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季风刮了整整一个早上，飞机一直不敢起飞，你不是很累吧？”
“不累，那天我在横须贺父母家里，回东京的渡轮上花了不少时间，船在内海上总是很慢。您吃夜宵吗？”
“我不饿。不过你想吃我陪你去。我记得店里有日本料理。”
“在北京我从不吃日本菜。我随便在柜子里找点吃的算了。”
二恭石子说着，猫腰拉开食品柜。同我说话的时候，她一直低着眼睛。每一句话都说得极有分寸。
看见她从柜子里取出两听啤酒和一袋早茶饼干，我说情不自禁地说：“这样会伤胃。”
“我的先生也这样告诫我，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你的先生？”
“上个月我在东京结婚了。他见过艾欣。”
没等回到椅子边，她忽然站着哭了起来。啤酒在她的手上拿着。
她抽抽噎噎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恨我。”
我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
“你误会了我，二恭石子。”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骨灰盒送到她面前。
“听说你要来，我把它一直带在身边。”
她抱过骨灰盒，用袖子抹去掉在上边的眼泪。她想止住哭，但无济于事。她像瞎子一样闭着眼睛，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悲哀中。
她长着一对轮廓分明的耳朵。我在绯红色的灯影下捻着艾欣耳垂上的那个黑痣，她说，耳朵除了听觉之外，还管身体的平衡。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耳朵真稀奇。
她很瘦；瘦到晃眼一看，女人应该有的她都没有。
我一刻不闲地玩着手上的火柴棍。酒店里常常把火柴棍做得又粗又长。我离开北京那天晚上在宾馆里划完了一盒火柴。最后一根火柴燃完。竟然一共花了一个小时零七分钟。我把烧过的火柴棍装进盒子里，然后打电话退房，坐的士到首都机场。空姐认出我，使我无端觉得狼狈。
半年前回国的航班上，艾欣两次向她讨口香糖。
她掩着面说：“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
“你误会了我，二恭石子。真的你误会了我。”
“我结婚以后，她给我打个两次电话。一次是说东京画展的事，一次是她说她要去越南找你。
“我结婚她很平静。你知道，她一直有漠视的淑德。
“你并不是家大业大的人家。我是后来听说你对母亲撒谎才凑到那笔钱。
“你们开庭那天我和她刚刚从电视台那边赶过来。那个男人说他在司法界有很多说得上话的朋友。而且他有很多钱，他的公司每年捐出去的都不止三十万，但是艾欣没有答应她提出的条件。你见过他吗？”
“没有。我从来听都没有听说过。”
她轻轻打开骨灰盒看了一眼。
她用茶具上的方巾小心地拭干眼泪。审慎地望着我。像一个对孩子失去信心的母亲。
我微笑着对她说：“你不愿意，可以不说。我来见你，只是想帮她处理那些画。”
她重新捧起骨灰盒，用双手紧紧挟着它。她的手很小，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在她的手里都会掉下去。
“在东京那边的作品，航运公司会送来。好多画都在昌平，明早我们一道去取。我买的是双程机票，晚上得赶回东京。”
第十六章
她们是在飞机上认识的。艾欣第一次坐飞机，很紧张，她旁边的男人给她嚼口香糖。男人说口香糖会缓解神经。从你们家乡到北京要不到两个小时吧，艾欣嚼了两盒口香糖。他说他十分愿意为艾欣剥口香糖。你知道，世界上，流氓和绅士最容易得到一个女人。她们就这样认识了。
他人长得一团和气。双下巴。圆圆的眼睛透露出成熟男人的温和。艾欣初来乍到，租房子，到美院旁听，后来买下宋庄的农家院子，什么都听他安排。他的模特公司规模不大。很少接手北京以外的业务。大部分时间都和艾欣在一起。
艾欣和他生活了两年。两年，对男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来说，两年可以说就是她的一生。这两年，画笔怎样拿她都忘记了。
她花了男人不少的钱，最终她们还是分手了。中国有好多男人并不富，但他们都养得有情人。他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艾欣拒绝了。她说，她爱一个人的话，喜欢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一起交付给他。
两年里，男人没有碰她一次。他什么办法都想尽。我们东京的医生他都去看过。
事实上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喜欢她。可是我也喜欢我的男人。我们为这事闹过不少情绪。她总认为我欺骗她。我说不介意你去找男人。你和谁过夜我都不介意，那天你在楼下拦住我们……可后来她还是回房间来了。
不知不觉中我喝完两听啤酒，把易拉罐捏得瘪瘪的丢在杂物桶里。
“她没向你谈论过我？”
“她从不和我谈男人。但是我知道她曾经和你在一起。我去你们公司，她指你的办公桌给我看。是一张白色的桌子，对吗？”
我凝视着她，点了点头。总觉得她有什么东西瞒着我。在此之前，我自以为自己品德高尚，对人对事，我从不会怀疑。也许这就是世故罢。艾欣说过，男人往往是通过女人变得成熟。
我取下手腕上的镯子。
“这是艾欣的，你带回东京吧。”
接过镯子，她又一次哭了。抿着嘴跑进卫生间。
一种温暖的东西轻轻地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倒在床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忽然间发现自己走在两株杜鹃花下。杜鹃花开得五颜六色，像一幅俊美的工笔画。我暗地里寻思，这不可能是梦，自从我到北京以后，梦就是黑白的，从不会出现彩色。我停住脚步，有人用一条粉红色的鞭子抽着我，衣衫都给打烂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痛。我想看清楚她是谁，可是她老是背对着我。我装出很痛的样子哭起来，趁她迟凝的一刹那，我以猫一样的速度绕到她的面前。然而，那张脸上，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我被服务员推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二恭石子的床上空空如也。
“先生，醒醒，你的朋友出车祸了。”
我这才恍恍惚惚地回忆起早上Mark杜到房间来，他瞩咐我在店里等着，他同二恭石子去昌平搬画。
“他们怎么了？”我打着颤系皮鞋带子，但匆忙之间老是系不稳。
“听说死了人了，门敲得这么大声都没把你吵醒。你快点，司机在楼下等着。”
当我辗转打听到Mark杜家里的消息，想找一个人商量的时候我才发现，诺大的北京，什么都离我远远的。过去那种提着几棵白菜回家，那种站在马路对边等艾欣穿过马路的焦灼变得依稀起来。在看守所，看守员同我握手时他说，“先生，你在发烧，手这么烫。”
虽说是出自一个素味平生的监狱看守，可它竟是我惟一听到的知心话。
第十七章
我们在三里屯酒吧和小姐怄气的那天傍晚，一辆消防车尖叫着闯进百里杜鹃的杜家大院。那时候，大火把能烧的都烧完了。房前房后围满提着盆盆罐罐的老人和孩子。杜七爷家的房顶上面站着几个捋着袖子的婆娘。风势大的时候，火苗子险险地窜到那几个婆娘的胯下，唬得她们又叫又闹，踩落了不少瓦片，露出黑乌乌的椽子。火焰受惊的野马那般狂奔乱跑，杜家一正两厢的百年老屋转眼之间笼罩在滚滚的浓烟之中，杜丛生扔掉撞得凸凹不平的水桶。他招呼几个脸青面黑的年轻媳妇爬上菜园旁边杜七爷家的房顶，自己跳回到耳房后边的土坎上和杜七爷站着。房子后边的水池早被舀干，从杜鹃湖引来的拇指般粗细的自来水下边排着好几只木桶，平日里对他一向阴奉阳违的杜君亮涨红着脸担着水桶在惊慌的人群中跑来跑去，只可惜他浇到房顶上去的仿佛不是水而是油，每一桶水泼下去，火苗子反而吐着油亮的颜色腾地窜得老高。城里来挂职的副村长指挥着七大八小的孩子把沙土石块一古脑儿往大火里扔。四处都有人在尖声乱叫。他看见披头散发的婆娘脸色煞白地提着空盆子愣在院门边。不时有几只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耗子吱吱吱尖叫着跑出来。火焰小了，蘑菇云壮的烟雾升腾不息，房屋中间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他知道火苗找到了他藏得好好的那几只雷管，衣柜般高大的自鸣钟脸朝地扑在溅着火星的太师椅上，背上的螺丝钉烧得通红。轰然倒地的八仙桌压碎了装着半壶茶水的紫砂壶。香火堂上的毛笔先是以山羊般的速度跳进一望无涯的火海，墙壁上纸糊的祖宗牌位，他抄到一半由于骨质增生而被迫停下的家谱，那幅事先熔化的钟表图，杜马克捆得坚实的画稿，一时间着了魔似的你追我赶变成黑色的粉末。杜丛生打了两个喷嚏，他扶杜七爷靠着紫木树坐下，自己弓着腰靠在树干上。七岁那年正月，母亲让他到神房祭祀祖宗。他弯腰磕头的时候蜡烛倒在冥纸上小小的神房噼哩叭啦被点着火吓得他扭身狂跑奔。下半夜杜七爷抱着他送到母亲怀里他也没有醒过来。直到去年母亲临终时他干嚎着答应了母亲，老人才安详地闭了眼。所以当村长也即是杜艾欣的高中同学在消防车开走之后小声提议是不是给杜艾欣打电话，他狠狠地瞪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一言不发。晚上，远近的亲戚们三三两两赶来了。他们唉声叹气就着泛白的月光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