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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累人了，来三只。”若地不满地说。他放着火柴不用，挟着烟在烛上点燃。围了一块鲜红的丝巾，反戴着鸭舌帽。在酒吧，他通常是这种打扮。
“那干脆来一打。反正今天有的是钱。”Mark杜笑逐颜开地从钱夹里补票子给服务员。“爆米花呢？不过你们的爆米花味不太正。”他转过头上上下下打量服务员。
“怎么可能？”服务员脸长得普普通通，全部的亮点集中在那一双法国女郎似的长腿上。她微笑着，仿佛被所说的话碰到似的，挂在胸前的工作卡轻微地晃动，“我们的玉米正宗从美国进口，可不像别的家是孬货。”
“那你跟老板说，我要原产地是Mississippi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才算正宗美国货。”Mark杜指着我，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朋友眼珠虽然无法染黄，可他一直在Jackson种庄稼，男玉米女玉米都尝得出。”
“快去送酒来，想听他胡诌，下班后打他的电话。”望了望那双人见人爱的长腿，我心花意乱挥着手。
酒吧没有几个客人，值班的经理背着手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吧凳上的DJ玩着手中的铃鼓哈欠连天。刚刚进来坐到我们对边的是一个缩成一团的女孩。她不时摸出蓝色屏幕的话机匆匆看一眼又装进兜里。我悄悄打手势给若地看，他嘿嘿直笑。盥洗间的门帘上印着切·格瓦纳的大头像。（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谈论切·格瓦纳。退休的政治家，温和的出版商，从来没有见识过西方民主却叫喊得比谁都凶的诗人，背着漂亮的小木箱推销哈瓦那雪茄的小伙子。他们的推销程序大致如下：开口先提切·格瓦纳，顺着评论美丽勤劳的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卡斯特洛政府。在
A 地引爆一个炸弹，然后通知红十字会从
B地空运物资救援。到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这次爆炸放射性元素对人类的伤害。这是政治家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平头百姓发扬的没这么神圣，它简单得多了。比如，你不抽烟，但也不妨来只哈瓦那。最后得出结论，爱哈瓦纳雪茄等于爱古巴。切·格瓦纳一夜间完成了从精神向物质的过度。他初来乍到的时候，如果说只是小范围地征服知识界的话，那么投放市场以后，他的精神通过商品洗涤了每一个有志于建立内心向度的青年。切·格瓦纳成了一种象征。政治寡头张开天使般的嘴巴骄横地向全世界通告反恐战争全球化。若地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说，想想我们伤痕累累的文化大革命，比起这种双重的恐怖，那才真叫小巫见大巫。古巴真的离上帝太远了。）有人在头像边上别了一朵玫瑰，离它不远的地方坐着两个玩骰子的年轻人，正面对着我的家伙是个熟练工，色盅长时间在空中摆摇的当儿，他能让它口朝下地在空中稍稍停顿那么一瞬间。这种天马行空的招式我玩不来，色盅一离开桌面，骰子就抽身跑开了。“跟DJ说，别老放这张碟子行不？耳朵都听麻了。”接过找的零钱，他吩咐服务员。
“我听不清楚，要不——想听谁的你写下来吧，这儿有笔。”服务员很乐意为他效劳。
Mark杜提起笔刷刷在一张酒水单上划了划，递给服务员说，“直接放第八首。第八首《In my bad》。唉，你们应该准备痰盂。”
服务员走后，他对我们说，那天发达了，他非得让母亲来三里屯开开眼界。
一个脸色阴郁的男人在我们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下，没等到长腿的服务员走到他面前，他换了我先前一度想坐的位置。我听见他含含混混地问，可以坐吗？那个不停地看手机的女人说，没人。她脱了毛茸茸的大衣，从坐姿上看，少说也怀过三次孕。一个块头大得像吃了全家人口粮的英国人从盥洗间走出来，他堵在过道上，眼睛小小的老板娘蜘蛛似的绕过他的大肚子钻进吧柜里边去。Mark杜肥得看不见关节的手指随着干脆的鼓声猛敲桌子。肉敦敦的下巴却纹丝不动。
“听人说，肥胖跟国家的富裕成正比，跟个人的贫穷成反比。”我从口袋里抽出袖诊本的小说翻了翻，提高声音说。
“胖子爱国。”他瞪了我一眼，一口气喝完半瓶啤酒。
干坐着没意思，若地提议玩扑克，我自告奋勇到外边商店去买。“我正好想出去打个电话。”我说。
这时候，酒吧开始涌进一些女人。个头高高的鼓手跟随着出现了，他笑容可掬地敲着鼓，贝斯手厥着屁股在舞台上寻找什么，长腿的服务员托着啤酒瓶在人群中穿梭不停。推销雪茄烟的小伙子跳到一边让过缓缓移动的英国佬，一个粗脖子的妇女不停地夸耀着女孩和手中的鲜花。男人阴沉着背过脸不理她这一套。若地安静地坐在角落听一曲比一曲激烈的爵士乐。我把书丢在桌子上，合上夹克衫拉链，离开酒吧。
华灯初上，周末的三里屯，几乎上可爱得像一张可以透支的信用卡。一个疯疯癫癫的老者在人行道上嘟嚷着：“劳驾，劳驾。”对边马路上笔直地站着两个警察。穿红马甲的迎宾员尖声报着她们酒吧今晚上演的新鲜节目。出租车接二连三驶过来，从车上跳下一群嘻嘻哈哈的男女，门帘一掀，他们就被刺耳的音乐吞没了。穿过使馆街，我拐到下一个街区，在一家烟酒店找到扑克牌和两包头痛粉。最近，我有晚上犯头晕的毛病，说来惭愧，年纪轻轻就像一个老头。我想，这大约是频繁梦遗的原因吧。自从在客厅的地板上获得新生，我的荷尔蒙每天成百倍疯长，晚上睡觉的姿势稍微不正确，精液都会不听打招呼地狂泻而出。我几次梦见雪儿身上那些见不得人的疤痕，我真为她感到难过。
回到酒吧，一个越看越觉得可爱的女孩子坐在我的位置上。她没有注意到我，倒是她身边的姑娘说：“Mark杜，叫服务员再加一张凳子。”
“先别管他。你猜单还是双，快说。”Mark杜紧紧压住面前的色盅。一高一矮的两只肩膀难看极了。
“单。”姑娘夸张地叫道。
Mark杜打开色盅，骰子是五点。他两手一摊，对我扬起他那双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三角眼，“不好意思。我们玩了个游戏，我非常抱歉地通知你，你没有被猜中，一边玩去吧，走的时候我会叫你。”
我讪讪地站着，服务员在我屁股底下放了椅子也没发觉。虽说我清楚Mark杜的为人，可他这种不分场合的恶作剧这时真的很让我下不了台。坐在他和两个女孩中间，我不自然极了。幸而我原来椅子上的姑娘接过话茬说，“你不要见外，Mark杜就是这脾气。他住在三里屯的时候我经常敲他家的门，每次他都讨厌极了。”她的声音透露出一种妩媚的成熟，别说是说好听的话，就是骂人也受用。我这样想着，从口袋里摸出扑克牌放到桌子上。尽管Mark杜提起啤酒瓶，浑然不觉地和我干了一口，我仍旧愤愤地感觉到窝囊。某些方面他姐弟俩一个样。最后我还是和若地换了位置。他真小家子气，在记恨我吧。说良心话那天在滚石我的确是为他好。坐了半晌，我神经兮兮地站起来说：
“啧啧，我倒是第一次看到Mark杜认识这么靓的女孩。你们继续玩色盅好了。芳芳，你叫芳芳吗？麻烦你把桌子上的书丢给我。”
“大家一起玩吧。”她笑容可掬地说。
人类是进步了，但是听到奉承话不高兴的女人看来还没有培养出来。我没理睬她。提着啤酒瓶东张西望。舞台上，面容憔悴的贝斯手在弹那首耳朵都听起老茧的《你的样子》。阴沉着脸的男人低着几个手指头在女人的面前比划着，酒吧不再播放嘶声力竭的爵士乐，更加显得乌烟瘴气。
若地紧紧靠着芳芳坐下，他是那种碰见什么女人都有感觉的男人。按他的说法，酒吧最大的功能是外遇。今天下班本来说好是Mark杜请客，女孩子坐在身边，他的钱夹始终不听招呼。平时省吃俭用的稿费全部抬起头履行它们的流通职能。
“服务生，再来一打。薯条？好的，薯条之外还要什么，还要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开在裤包里压得瘪瘪的钱夹取钱。
“泡一壶君山银针。”芳芳说。
“好的，一壶君山银针。你呢，兰兰？”他又往钱夹里找钱。
“要一盒烟，一盒七星烟。”长腿的姑娘接过钱数了数，他对若地说，“两位小姐先前点了两杯牛奶，可以现在付钱吗？”
“没问题。”钱包在口袋里还没有站稳，又被掏出来。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付了费。
我坐在角落里很是后悔。一个人端着酒杯大口大口地解闷。若地的个子和芳芳明显有一段距离。他们坐在一起，随便怎么看都不般配。这付扑克牌，损失实在惨重。如果当时我在场，小兰是Mark杜的邻居不管她，芳芳坐在我身边那可是顺理成章的事。就不会有那个恼人的游戏。缘分缘分，这小子看来最近沾了仙气，桃花运一段接着一段狂开。去工商局那天也是这样，在巴士上，主动让座的回报是那个女孩发了名片给他。虽说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的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名片，可是他若地不这么看。那是可以勾兑的对象。每一个电话号码都有可能意味着幸福。他在办公室无聊的时候，会找出平时收集的名片，用他浓浓的四川口音打电话虚情假意聊到人家主动挂电话为止。有几次他听说艾欣单独约我吃饭，心酸酸的对我说，可惜以前他的心太软。
摇头晃脑吹低音萨克斯的男人跳下舞台，我呕呕呕地跟着酒吧的人们怪叫一气。小兰也扭过头大呼小叫，Mark杜喊她几次她都被她不耐烦地推开，我看在眼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