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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安开始出去揽活。她们的领导发明一种舞蹈，跳着跳着要求她们撕破罩在身上的背心。那种背心很薄很白。每次安去演出前我都要给那件背心的领口剪一个口子，口子剪得不能大也不能小，大了要被台下的观众发现，小了安会撕不开，同台的姐妹都刷刷刷撕开了，她撕不开多难堪？后来我仔细研究那种背心的纹理，终于找出了一种最为稳妥的方法……”
第二天我被电话吵醒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中午一点钟。Mark杜哈欠连天地问。
“谁的电话？铃声这么难听。”
“你姐姐在戏剧学院，她要我过去。”我坐在床头，一时还没有从睡眠中恢复。
“那你去。可别说我在你这里。我还想睡一会儿。有方便面吗？”
“我不吃方便面，冰箱里有八宝粥。你会用微波炉吗？”
今天的风大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被搬到了风口上。几个没有清除干净的塑料袋在墙角抽了风似的直打转，公寓大门的保卫围着头巾缩在军大衣里，他的脸庞冻得通红。小伙子见了我，大声说着什么，来不及听清就被风吹走。我初初搬到这家公寓来的早上，是他给我做的登记。他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连贯口气对我说，上小学四年级他去过黄果树瀑布。回来写了篇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他从一泻千里的大瀑布畅想到黄果丰收的大好前景。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当我告诉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他睁大吃面食长大的眼睛一个劲地说不可能。每次我回家，他总要客气地邀请我到值班室去喝杯开水。他中学毕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可是后来工厂搬迁，留下他做这个小区的保安员。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知道外地人对北京的意义。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举例，外地人占据了北京就业市场的最高端和最低端。每一座立交桥的兴起，做体力活的都是外地人，把持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公司老总，基本上也是外地人。大多数北京人都和他一样从事着服务行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听他这么一说，我发现自己无类可归。我便请教他，他也真神，一句话说得我心惊胆颤。那天晚上艾欣送我回来，他还跟着扶我进电梯。这时候听到他喊，我绕到他的值班室门口。大衣紧紧地裹住我的腿，这股妖风，险些儿让我摔一跤。
“有你的信，还有一张下半年物管费的通知单。”他边说边带着我往值班室里走。“穿得这么少不冷？”
“不冷，穿多了笨脚笨手。”
值班室里燃着慢慢地转着身的石英炉。一个女孩滚圆的脑袋蜷缩在被子似的羽绒服中间。我猜是他的女朋友，一问，果然是真的。我签完字。小伙子抱怨说他们的厂长昨天到小区来参观，他后悔死了，真不明白这么多外地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把收入的大部分无怨无悔地花在租房上。
“这叫昨夜系数。”
“搞什么名堂啊，你说清楚点。”门卫将登记薄放回抽屉，他咧着大嘴问。自从我取笑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之后，对我的话，他喜欢追根到底。
“恩格尔系数指出：在吃喝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低。农民常常将收入的一半吃掉。昨夜系数认为：在住房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外地上在北京常常将收入的一半花在住房上。”
“你真会瞎编。”他眼睛一亮。
“你不是说过我是另类？”我也忍不住笑。
坐上公交车，我还在为自己这种不求实际的嫁接感到满足。只是回想到公寓每个月吞掉我家里那么多的钞票，心里忍不住隐隐发狠。我从皮包里取出信。
信是母亲从乡下寄来的，她说，上个星期外婆去世了。她要在外婆家住到下个月中旬才回城里。
北京的天空像一只收了翅膀的鸟，贴着一层玻璃在我面前滑行。冬天的阳光粗鲁地反射进来，每个乘客都能分摊到那么一点。一群陌生人围着我坐在一起。从他们的脸上，仿佛我接到的是一个误传的消息。公交车上没有两个人彼此熟识，我迫切地想告诉外婆去逝的消息给他们听。然而除了我大衣的下摆偶尔碰到邻座手上的晚报，人与人之间，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联系。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个读丰乳广告的男人和我外婆的死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有些家属会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传递一些死亡的信息。我佝偻着腰，斜着眼睛，看别人的晚报，我真希望看到一则匡着黑框的讣告。在我懂事以来，死亡是神圣的事。每次外婆到我们家，她跟母亲提到她们村里谁谁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难过一阵子。城里人淡薄谈论死亡，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这个人生前的点点滴滴，会被她们一次次转述。那些死去的人也因此而比好多活着的人更具体。我认识外婆那边的几个人，都是在他们死了一年半载之后。可是现在我的外婆死了，我再也无法进入往年的那些情景。初初到北京的那几天，每天晚上我都要和她高声大气聊上几句，她的耳朵不太好，除了打雷，听什么都费力。她一生有五个女儿，两个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我和雪儿交往那阵子她在乡下养病，托人带口信给我开春进城来看外甥媳妇。第一次见到雪儿，她笑眯眯的。摸着雪儿的手好话歹话唠叨得连雪儿自己都感到难为情。她回乡下没几天。我被雪儿一脚踹了。今天想起来，心中免不了有些酸酸楚楚，总觉得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仿佛是我的远走。她才匆匆离去。想到这，拨通艾欣的电话，我说。
“我外婆去逝了。”
“噢，什么时候？”
“半个月前吧。”
“噢，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还在车上。”
“你快点啊。”说着，她挂了电话。
几天前的那场雪的残渣还留在人行道边上，有两个环卫工人正在铲除它。装垃圾的手推车横横地放在人行道上。许多车辆从公交车的面前飞驰而过。我默默地数着交通牌上闪烁的红字。
第六章
“我想单独通知父亲来北京。”Mark杜说。
“干脆等联系上二恭石子再说。稳妥点的好。你不可能让他到北京来抱着骨灰盒回百里杜鹃。”我打开旅行箱，找出飞机上供应的小吃递给Mark杜。
“我不饿。”
“再打东京的电话，务必先找到二恭石子。但是不可能那么多的画她全部运往日本。你没去宋庄问问？”
“她拿走了别人那么多作品什么回音都不给，我问人家，人家还问我呢。”
“大使馆呢？没去查过？”
“没有亲自去。打电话问了。他们找到的都是二恭石子几年前的登记。”
“最后一个见到二恭石子的是谁？”
“是若地吧。可是他现在半疯半癫的。现在你别指望会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我小心地剥着黄瓜的皮，往事像快餐盒里的盐蛋壳那样零零碎碎。
“我第一次到戏剧学院。如今在演艺圈扬名立万的大多好像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看到那条火红的披肩，那种温暖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上。我暂时忘记了心头的不快。
“战争年代从军，和平年代学艺这是铁规律。”艾欣说，“过两天你再来转转吧，今天算了，今天有朋友在星巴克等我们。”
“我讨厌星巴克。”
“我也讨厌。但是要在北京混你讨不讨厌都没办法。”她说着挽住我的手。
“应该戴厚一点的手套。这么冷的天。”
“你给我买一双啊？”她莞尔一笑，“我跟你开玩笑。我的手套一年有两个冬天都戴不完。真不可思议，好多女生喜欢那种笨头笨手的手套。一双手伸出来，像熊掌似的，看上去真让人难过。”
“我天天给你打电话，你的手机总是关着。在忙什么？”
“剧组拍李莲英的戏，我的任务是把几张老脸画年轻。描来描去，烦死了。你除了说假话还会干什么？我的手机今天太阳还没出就开着。”
“我说的不是今天。我真奇怪你画不好好的画，偏要学什么化妆。”
“不是说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
“昨天晚上在滚石玩得太晚，你打电话时我们还没睡醒。”
“和谁？”
“一个朋友。男生。”
“你看你想到那去了。”
我本想对他说睡在床上的是她的弟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说话像我外婆的口气。可是我的外婆死了。”
“故乡总是以死亡的方式联系我们。我画过一幅《望乡》的水粉，表达的就是这种主题。”
“人不在那儿，却承受着那儿的死亡？”
“至少有一半的年轻人是在这个层面理解故乡。”也许她觉得回答得过于简单，嘟囔着说，据我所知，“没有谁在北京混了三年还不会忘记过去。”
她拽着我走得大步流星，仿佛我是一只贴身的旅行箱。个头她显得比我还要高，这不单是她占了那双长筒靴的优势，收腰的黑色风衣也帮了不少忙。还有就是心理方面的压力了。我小她将近三岁，除了影视明星，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言，这种搭配显得不合情理。女人在生理方面有一种天生的心理认同。她们乐意与大她四十岁的老头如胶似膝而不愿对小她三天的男人撒娇。
“什么人让你这样心急？”望见星巴克那惨绿色的店面，我干巴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