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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阳明先生雄赳赳，气昂昂，带着大队人马出发上任去了。
跟在阳明先生屁股后面的大队人马，都是些什么人呢？
都是他的弟子门人。
孟子说过：看到一个无知的婴儿，向着火盆爬将过去，任何人都会大吃一惊，上前阻止。同样的道理，看到一个盲者大步流星向沟壑里走去，任何人也会急喊一声：危险，止步！还是同样的道理，悟道者犹如明眼人，看到不谙规律的芸芸众生，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冲向人性的晦涩角落，也会急切地上前劝阻。
所以，知道规律的阳明先生，就要劝阻不知道规律的人，别掉进陷阱。
所以，阳明先生酷爱讲学。
讲学，就是讲道理，讲规律，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避过人世间的危难险恶。
古今中外，举凡参悟到了终极智慧者，如孔子，如孟子，如苏格拉底，如柏拉图，如释迦牟尼，如耶稣，都有一个传道讲学的癖好。不是他们爱唠叨，而是无法眼看着别人如盲者一样不停地在规律上撞个头破血流，真的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就会出来提醒。而需要提醒的，又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所以这种提醒，就只能是采用开班办学的方式了。
阳明先生的讲课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不分时间场合地点，逢人就说，见人就讲。不只是他自己讲，还要他的学生们也到处乱讲——可怜这些学生仔，原本就连规律的边儿都没有摸到，真不知该从何讲起。摸不到规律的边儿也得讲，阳明先生甚至给他的弟子布置了硬性任务。他有一个弟子，去外地做官，刚刚到任事务繁忙，就写信给阳明先生，央求开班办学这事稍迟一些，结果惨遭阳明先生的狠狠修理。
看着不谙规律的人民群众往火坑里跳，阳明先生替你着急。
真的替你急啊！
这么费尽力气地讲，到底管不管用呢？
来看看《靖乱录》上怎么说：
城中失火，先生公服下拜，天为之反风。乃令城市各辟火巷，火患永绝。
看看这段记载，我们就会知道，不管用，阳明先生的讲学，连他的弟子都没有丝毫的感觉。看看这段明摆着的瞎掰：城中失火，阳明先生公服下拜，天为之反风……这不明摆着胡说吗？
学生们之所以胡说，崇拜阳明先生这是一个原因，但把阳明先生说神了，给自己脸上贴点儿金，这才是真实的心态。之所以要靠瞎掰贴金，就是因为不愿意下苦心去琢磨。投机取巧，假冒伪劣，这也属于人性的一部分。阳明先生可以洞悉人性，但他不可能改变人性。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可以自己悟道，却没办法也让别人悟道。这就好比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再努力也只能提高自己的成绩，却无法提高不肯学习的差学生的成绩。
别人不肯悟道，怎么办？
没法办！
阳明先生只好——能者多劳，替大家干活儿。
只能去立功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悟到了人性大道之人，是不需要做事的，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对这世界最大的贡献了。而没有领悟到人性规律的人，就需要卖命苦干，只有卖命苦干才能搞出点儿人生成就。
老子又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领悟到终极智慧的人，只需要在品德方面作出表率。如果这招不灵，那就对大家讲课，让更多的人明白人生规律。如果这招还不灵……那就得劳您大驾，自己干活儿了。
但这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比智慧更生猛——权力！
权力这东西是群体的意志，是一种极为怪异的社会结构。比如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组成的，但因为原子组成的结构不同，金刚石是世上最硬的东西，而石墨则软绵绵的，一软一硬，物呈两极，但却是结构不同的同种。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不同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的是民权惨遭剥夺的专制体制，有的是民权广泛的民主体制。虽然体制不同，但组织这些不同体制的人，却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只在于社会结构不同。
已经悟道的阳明先生运气不是太好，他偏偏赶在了民权被剥夺得最为残酷的皇权专制时代，这时候权力远比智慧管用——没悟道的时候，阳明先生就比刘瑾有智慧，可有什么用？屁股照样挨板子。
现在虽然阳明先生悟了道，可是他这个道悟得太迟了。此时皇权一统，名臣杨一清和大太监张永已经形成了对帝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黄金组合，杨一清在内阁替张永炒作，张永在宫里替杨一清炒作，两个人扛着权力相互替对方立德，所以这立德之事，就暂时轮不到阳明先生了。
不让立德，那就立言如何？
阳明先生正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不停地开办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广招弟子，见人就讲。
可立言这事也轮不到阳明先生。时有名臣王琼出任兵部尚书，正赶上江西闹土匪，这土匪闹得凶啊，没人治得了。王琼就琢磨：谁能替咱们把土匪摆平呢？顺着人头一拨拉，哈哈哈，发现了王守仁。
谁让王守仁那厮，又有立德的本事，也有立言的本事，你很拽嘛！少来了，立德立言这事以后再说，先去立功，把江西的土匪剿灭了再说。
升阳明先生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
这个职务，就是让阳明先生把土匪剿灭了。现今土匪都聚集江西，偏偏叫阳明先生去巡抚南赣，你不先行剿灭土匪，如何抚又如何巡？
没法巡也得巡，正德十二年正月，阳明先生赴任南赣。
走水路，行至吉安府万安县，就见前方行人奔逃呼号：土匪来了啊，铺天盖地的土匪啊，逢人就抢，见人就杀，大家快点儿逃命啊！正摇船的舟子见状惊慌，立即就要将船掉头，逃往安全地带。
阳明先生出舱，大喝曰：不许掉头，迎着土匪冲过去。
老子都得道了，还怕你们一窝小土匪？
帝国没有赔偿法
阳明先生让船迎着土匪冲过去，是基于他对人性规律的彻底性认知。
人这种动物，没有哪个是生下来的先知先觉，都是在后天环境的成长之中，与外部环境的刺激信号形成反馈，大脑最终形成了对某种信号的选择性敏感。如阳明先生诗书世家，纵然是他懒得悟道，也必是一代风流才子。而一个生长在土匪窝中的婴儿，因为外部缺乏对知识的刺激，也就难以形成大脑的敏感点，想成为阳明先生这样的人，非得几代人栽培才可。
同样的，一个优秀军事人才的出现，也需要相应的环境。大明帝国虽然隔三岔五总闹出些群体事件，但却没有持续性的规模战争，而这就意味着军事方面人才的稀缺。即使有零星几个对军事超级敏感的异类，也奈何不得儒教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环境，不是将其绞杀，就是难以找到追随者。
从这个规律上判断，活跃于江西一带的土匪，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未必拥有强势的军事人才。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的可能性，近乎百分百。
也就是说，阳明先生要对付的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类人又有什么特点呢？
放着好端端的人生之路不走，而是沦为鸡鸣狗盗，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商过低——略高一点儿就会老实耕田，再高一点儿就会辛苦读书。在大明帝国的黄金时代，读书种子稀缺，大凡一个人愿意读书，朝廷就会给你提供禄米，鼓励你读书，可朝廷的禄米放在那儿你不拿，却偏偏当了土匪，你说这智商靠得住吗？
智商低的人距离文明有些距离，距离动物界却比较近。这就注定了智商靠不住的人，都有几分奴性。而奴性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不谙规律，不懂得起码的道理，唯独对暴力和权力有着极度的恐惧心理。
有恐惧就好办。只要你恐惧，那么阳明先生就可以吓唬住你。
《靖乱录》之中，这样描写了那些智商超低、因其过强的奴性而终日陷入恐惧状态的土匪们：
正德十二年正月，赴任南赣。道经吉安府万安县，适遇流贼数百，肆劫商舟。舟人惊惧，欲回舟避之，不敢复进。先生不许，乃集数十舟，联络为阵势，扬旗鸣鼓，若将进战者。贼见军门旗号，知是抚院，大惊，皆罗拜于岸上，号呼曰：某等饥荒流民，求爷赈济活命。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那些低智商、高奴性的土匪们。他们刚才还在气势汹汹，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突然见到几艘空船，一个戴了官帽的长胡子，就忙不迭地跪下了。你说他们至于吗！
见了弱者就欺凌，其手段残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见了强势就下跪，其奴性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差不多和阳明先生同一时代的法国，有智者孟德斯鸠撰《论法的精神》，书中说道：世上的政体有三种：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君主政体需要尊严，共和政体需要信用，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大明时代的帝国治下，就是这般满心恐惧、极度无知又充满了不可救药的奴性之国民。
对此，阳明先生的认知，比孟德斯鸠更为深刻。
于是阳明先生不紧不慢地将船停靠在岸边，派了手下人拿了小旗上岸，宣布道：巡抚王老爷知道你们缺心眼儿，又懒到骨子里，弄得吃不上饭，所以才因饥寒交迫沦为土匪，现在宣布你们立即解散，等待王老爷给你们发放救济粮。如果你们再横行不法，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这事就算是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那遭到土匪抢劫的人怎么办？
算他们倒霉吧，这节骨眼儿上还是少惹事儿。
理论上来说，阳明先生既然不追究土匪，那就应该用公款支付被抢夺人家的财产和生命损失，可如果有这种好事儿，《年谱》不会避而不谈，但既然没有谈到，应该是没这回事儿——帝国没有赔偿法，所以我们也没理由追究阳明先生。
把暴民关在笼子里
悟道是件好事。
但你悟道之后，也许会和阳明先生同样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