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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勒恩说，“差点儿看不出来。”
安德松离开了。
勒恩拭着额上的汗，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想了十秒钟，然后走到公共电话旁，拨了马丁’贝克家的电话。
“喂，我是勒恩，我在萨巴斯贝里，能过来吗？ ”
“好。”马丁·贝克说。
“快点儿。”
“好。”
勒恩挂上听筒，走回其他人身边等着。他把自己的手帕递给警校生，男孩儿不好意思地擦擦嘴。
“对不起。”他说。
“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
“我真的忍不住。这种事常发生吗？ ”
“不会。”勒恩说，“我当了二十一年警察，老实说，从来没遇过这种事。”
说完他转身对卷发男子说：“这里有精神病房吗？ ”
“Nix verstehen 。”医生说。
勒恩戴上眼镜，看着医生白外套上的塑料名悼。
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乌兹库科科图普兹医师。
“噢。”他对自己说。
然后摘掉眼镜，静静等待。
第六章
那房间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高度近十二英尺，颜色十分单调——天花板呈污白色，而灰泥墙则似灰非黄。地上铺着灰白色大理石砖，窗框和门都是淡灰色。窗前挂着厚重的浅黄绸缎帘子，后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绵帘。白色的铁架床上是同色的床单和枕套，旁边有灰色的床头柜和浅棕色的木椅。家具上的漆都掉了，粗糙的墙面斑斑剥剥，天花板上的灰泥也多有剥落，有几处透着淡褐色的水渍。所有东西都很旧，却十分干净。桌上有个镍银制的花瓶，里头插了七朵淡红色玫瑰，外加两个玻璃杯、一只玻璃花瓶、一个里边放了两颗小药丸的透明广口瓶、一个小型的白色晶体管收音机、一颗吃了一半的苹果，以及一个装着淡黄液体的大玻璃瓶。下边架子上放了一沓杂志、四封信、一本线格纸、一枝有四种颜色墨水管的华特曼钢笔和一些散落的零钱——详细说，是八枚十欧尔、两枚二十五欧尔，以及六个一克朗的钱币。桌上有两个抽屉，上层放着三条用过的手帕、一块塑料盒装肥皂、牙膏、牙刷、一小瓶刮胡液、止咳片，以及一个放指甲剪、锉刀和剪刀的皮盒子。另一个抽屉里有皮夹、电动刮胡刀、一小包邮票、两只烟斗、烟草袋和一张印着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空白明信片。椅背上挂了几件衣服——一件灰色棉外套、相同质地和颜色的长裤和一件长及膝盖的白衬衫。椅座上放着内衣裤和袜子，床边有双拖鞋。
一件米色浴袍挂在门边的衣钩上。
房里只有一种颜色显得格外突兀——那片触目惊心的猩红。
死者侧躺在床与窗户之间，由于咽喉伤口极深，头部几乎呈九十度角向后仰。他左脸颊贴着地板，舌头从张大的嘴中伸出，破裂的双唇间斜伸出断掉的假牙。
死者往后仰时，大量鲜血从颈动脉中喷出，溅得床单上片片殷红，洒得床头柜上的花瓶血斑点点。
死者腹部的伤口将他的衬衫整个染湿，在尸体边汇聚成一大摊血泊。从伤口判断，应是有人一刀捅穿死者的肝胆脾胃和胰脏，大动脉也被刺穿了。
死者的血可以说是在几秒钟内流光的，他的皮肤青白得近乎透明，额头、胫骨和脚掌部分儿乎可以看透。
尸骸上那道十英寸长的切口大剌剌地张着，刺破的脏器从腹膜边挤压而出。
这人几乎被砍成两半。
即使勒恩这种经常与血腥暴力为伍的人，对眼前这种惊悚的画面还是难以消受。
不过马丁·贝克从踏进房门那一刻起，表情从头到尾就没变过。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就像跟女儿去餐馆吃喝、更衣、做帆船模型、就寝前看点儿书，然后突然十万火急地赶去帮人查案一样。最糟的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马丁·贝克绝不容许自己畏缩，他天不怕地不怕，却害怕自己的冷漠。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十分了，马丁·贝克在床边席地而坐，冷静地仔细检查尸体。
“没错，是尼曼。”他说。
“是啊，我猜也是。”
勒恩站起来在桌上的物件堆中东摸摸，西看看。他突然打个大呵欠，然后不好意思地遮住嘴。
马丁·贝克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时间表之类的记录吗？ ”
“有。”勒恩说。
他拿出一小本笔记，上面用蚂蚁一样小的字写了一些东西。勒恩戴上眼镜，然后絮絮叨叨地念道：
“有位助理护士在两点十分打开房门，她没听见或看见任何异常状况。护士是做例行查房，那时尼曼就已经死了。护士两点十一分打电话报警，欧丁广场附近的巡警两点十二分接获通报，三四分钟后就赶到了，他们在两点十七分向刑事组报案，我两点二十_ 二分抵达，二十九分打电话给你，你在两点四十四分赶到。”
勒恩看看自己的表。
“现在是两点五十二分，我到现场时，他大概已经死了快半小时。”
“是医生说的吗？ ”
“不是，是我自己按尸体温度跟血液凝结的情况推断的——”
勒恩停下来，好像觉得自己骤下结论有失武断。
马丁．贝克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揉着鼻梁，心中若有所思。
“那么一切应该发生得很快了？ ”他说。
勒恩没回答，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
过了一会儿后，勒恩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来吧，并不是因为……”
他停下来，似乎有些心烦意乱。
“不是因为什么？ ”
“不是因为尼曼是刑事组长，而是因为……因为这个，”勒恩胡乱指着尸体说，“因为他死得很惨。”他又顿了一秒，然后提出新的见解。“我是说，下这种毒手的人一定是疯了。”
马丁·贝克点点头。
“是的，”他说，“看起来确实如此。”
第七章
马丁·贝克开始感到不安了，有些思绪来得十分模糊且难以捉摸，那情形有点儿类似看书看得昏昏欲睡时，只会呆望着书本，连书页都忘记翻动。
他得努力集中心绪，把握住这些一闪即逝的念头。
除了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外，他心中还有另外一股隐忧。
那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
他觉得就要出事了，而且他应该不计代价去阻止，问题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更不知该如何防范。
马丁·贝克以前只要闲久了，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他的同事对他这种情形往往一笑置之，称之为“直觉”。
警务工作是建立在现实情况、例行调查、耐性毅力和组织分析上，许多难办的案子虽因机缘巧合而破案，但机缘巧合并不等于运气或意外。犯罪调查讲求的是把种种巧合编织成一张细密贯串的网络，经验法则和孜孜不倦的态度在侦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灵感、直觉重要，绝佳的记忆和丰富的常识，也比聪明才智更具价值。
直觉在实际的警务工作里，根本无足轻重。
直觉连基本条件都称不上，就像星象学和相面术一样，不能算是科学。
尽管马丁·贝克非常不愿意承认，但他真的就是直觉很强，而且好几次都是直觉将他引到正确的办案方向。
而且有些简单、实际、偶发的事物，也会影响他的心情。
像勒恩就是一例。
马丁·贝克对跟他工作的人要求很高，这都得怪科尔贝里。
马丁·贝克最早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刑警，后来转到瓦斯贝加的警政署刑事局工作，多年来科尔贝里一路相随，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科尔贝里向来与马丁·贝克配合得天衣无缝，他能提出最棒的推断，问出最关键的问题，并提供适当的线索。
可是科尔贝里此刻不当班，他应该在家里睡觉吧，马丁·贝克又找不到正当理由把他吵醒，这样是违反规定的，对勒恩更是一种侮辱。
马丁·贝克期望勒恩能做得更多，或至少说句他也感觉到危险之类的话，提出一些推论或臆测，让马丁·贝克可以去反驳或追查。
可是勒恩什么也没讲。
他只是冷静、有效率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目前调查工作归他做，人家很尽责地把每件该做的事都做好了。
窗外园区用许多绳索和拒马围了起来，几辆巡逻车开过来，车前灯打在地上，斑斑点点的白光从警用手电筒中射出，凌乱地晃过地面，像惊惶逃避入侵者的沙蟹在沙滩上四下逃逸。
勒恩已经一一查过床头柜及里面的东西了，除了一般个人用品和几封健康人士写给重病患者那种搔不到痒处的问候信外，什么也没找到。第五分局的人员搜过旁边几个房间和病房，也没发现什么。
马丁·贝克若想知道一些特别的事，他就必须问，而且还得用明确易懂的方式去问，勒恩才不至于误解。
总之，事实摆明了他们两个合作不来，这点他们很多年前就发现了，因此通常会避开单独合作的机会。
勒恩很清楚马丁·贝克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因此老觉得自卑。马丁·贝克则知道自己跟对方话不投机，所以也就分外沉默。
勒恩拿出他的宝贝办案工具箱，采到几枚指纹，并将房里的几件证物及外边的地面部盖上塑料布，以防重要细节遭到自然力或人为的粗心破坏。他采到的物证大半都是脚印。
马丁·贝克每年此时都会感冒，鼻塞、流鼻涕、咳嗽样样不缺，而勒恩对此竟然毫无反应。事实上他连一句“你还好吧”
都不懂得问，显然他娘从小没把他教好，连句问候语都不会。就算他想到了，也是闷在肚子里。
两个人一点儿默契都没有，马丁·贝克觉得自己应该打破沉默。
“你不觉得整间病房看起来有点儿老气吗？ ”他问。
“是啊。”勒恩说，“本来明天这里就要清空整修或改装成别的用途，病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