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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你跟尼曼很熟，对不对？ ”
“是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几年。”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
“从谁那儿听到的？ ”
“许多不同的人。”
“他们错了。尼曼是个大好人，我只能这么告诉你。”
“哦，”马丁·贝克说，“我想你可以说得更详细点儿吧。”
“怎么说？ ”
“比如说，你很清楚许多人在批评他，很多人不喜欢他。”
“不，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真的吗？ 比如说，我就知道尼曼有一些很特殊的办案方法。”
“他人很好，”胡尔特只是一再重申，“办事能力又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棒的上司。”
“可是，他不时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谁说的？ 一定是有人在他死后想诋毁他，如果有人这么说，那就是在撒谎。”
“可是他确实非常严厉，不是吗？ ”
“他只有视情况需要才会那样。其他传言都是胡说。”
“你知道很多人对尼曼有怨言吧？ ”
“不，我不知道。”
“干脆这么说好了——我知道你很清楚，你是直接在他底下做事的。”
“这些谎话简直是在污蔑一个能干的好警察。”
“有人根本不认为尼曼是好警察。”
“那是他们完全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那你就懂吗？ ”
“是的，我懂，尼曼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上司。”
“也有人说，你也不是什么好警察。”
“也许我不是，但我从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也许我不算好警察，但那和破坏尼曼的名誉是两回事，如果有人敢在我面前说他坏话，我就——”
“就怎么样？ ”
“就让他们闭嘴。”
“你怎么让他们闭嘴？ ”
“那是我的事。我是老手了，知道怎么做，从当基层警员时就学会了。”
“跟尼曼学的吗？ ”
胡尔特再次看着自己的手。
“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说，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像如何先把人定罪；如何彼此抄袭报告，让事情过关，即使每个字都是谎言；如何在牢房里整人；把可怜的嫌犯从辖区送到刑事组之前，先把车停到安静无人的地方揍一顿。是这些东西吗？ ”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没有吗？ ”
“没有。”
“连听都没听过？ ”
“没。就算有，也跟尼曼没关系。”
“以前警察可以携带军刀时，你从没在尼曼的授意下协助驱逐罢工？ ”
“没有。”
“镇压抗议的学生呢？ 挥棒痛击没带武器的示威学生呢？ 也是依照尼曼的指示去做吗？ ”
胡尔特没有反应，只是冷冷地看着马丁·贝克。
“没有，我从没干过那种事。”
“你当警察多久了？ ”
“四十年。”
“认识尼曼多久了？ ”
“从三十年代中期就认识了。”
马丁·贝克耸耸肩。
“奇怪了，”他淡淡地说，“我刚才提到的事，你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尼曼应该是维持秩序的专家吧？ ”
“岂止专家而已，他是专家中的高手。”
“而且他还写了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警察在示威、罢工及暴乱中该如何对应。他在研究中推荐了一些方法，比如用骑兵队突袭，后来因为骑兵队被裁掉了，才改用木棒。他还建议骑摩托车的警员应该冲人群众里，将他们驱散。”
“我从没见过那种事。”
“当然没有，这个战术被禁用了，因为他们怕警察从车上摔下来，反而伤了自己。”
“我什么也不知道。”
“尼曼还想到如何使用催泪弹和水枪，他是以专家身份正式提出来的。”
“我只知道尼曼从来不会使用不必要的手段。”
“你是指他自己吗？ ”
“他也不会让属下胡作非为。”
“换句话说，尼曼从来没犯过错，一向安守本分？ ”
“是的。”
“也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
“是的。”
“可是还是有人控告尼曼行为失当。”马丁·贝克说道。
“他们的报告都是无中生有。”
马丁·贝克站起身，来回踱着步子。
“有一件事我还没告诉你，不过我现在跟你说吧。”
“有件事我也想告诉你。”胡尔特表示。
“什么事？ ”
胡尔特静静不动地坐着，眼神却飘向窗外。
“我下班后，通常没什么事做。”他说，“我刚才已经讲过，自从玛亚去世后，日子就变得很无聊。我常坐在窗边数着经过的车辆，会驶过这条街道的车并不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坐着想事情。”
他停下来，马丁·贝克静静等着。
“除了自己的一生外，我没有太多事可想，”他说，“我在本市当了四十年警察，不知被多少人唾弃憎恨过，不知有多少次被人们吐舌头，骂我是猪八戒或凶手。我处理过无数自杀案件，免费加班了无数个小时，我为了维护法律与秩序，好让善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让良家妇女免遭强暴，让商家橱窗不至被洗劫一空，一辈子工作得跟狗一样。我清理过爬满白蛆的腐尸，晚上回家坐下来吃饭时，蛆虫还从袖口掉出来。我还帮母亲慢性酒精中毒的孩子换过尿片，帮助找失踪小猫，排解械斗纠纷——但治安只是越来越不堪，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更多的流血冲突、更多人在诋毁我们。他们总是说警察应该保护社会，所以有时我们得镇压罢工，有时则是学生、纳粹、共产党。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要我们镇压了，但警界的士气还很高昂，如果警界里能多一些像尼曼这样的人，治安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了。所以如果有人想听警界的八卦，根本不用跑来找我。”
他微微抬起手，然后重重往桌上一拍。
“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他表示，“能说出来真好，你自己也当过巡警，对吧？ ”
马丁·贝克点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 ”
“二十多年前，二次大战结束后。”
“是的，”胡尔特说，“就是那时候。”
马丁·贝克清清喉咙，说：
“我刚才想说的是，尼曼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被谋杀的。我们认为凶手是为了复仇，他可能还有别的仇家。”
胡尔特站起来，到走廊取下制服外套穿上，然后调整肩上的饰带和枪套。
“我来这儿是要问一个问题。”马丁·贝克说，“有谁会恨尼曼，恨到非杀他不可？ ”
“没有。我得走了。”
“去哪儿？ ”
“去工作。”胡尔特说，然后把门打开。
第十四章
勒恩双肘抵着桌面，用手撑着头，他实在太累了，眼前的字句总是缠成一团，不是飘来晃去，就是忽上忽下地乱跑，就像每次他想完美无瑕地打篇东西，那台旧打字机偏偏来捣乱一样。勒恩打着呵欠，眨眨眼，然后把眼镜擦干净，试着再从头读起。
眼前是一张烟酒专卖局的牛皮纸，纸上的内容虽然错字连篇，书法拙劣，却看得出是认真地慢慢写出来的。
致斯德哥尔摩，司法部风纪处
今年二月二日，本人因为刚领薪水，去买伏特加酒，结果喝最了。我坐在动物园渡口唱哥，然后有一辆警车开过来．三个年轻得可以做我儿子的警察——不过，我要想生，一定会生个人，而不是畜牲——走下来一把抢走我的酒瓶，我瓶子里还剩一点儿酒，他们把我拖到一亮灰色大众车巴士上，巴士里面还有一个警查，秀子上有条的。他抓住我的头法，用我的头去撞地板，我就开始流血，不过那时我没有什么敢觉。后来我就被关了。然后来了一个大个子，他在门口看我，还笑我。他叫另外一个警查把门打开，然后拖外套，拿出秀子里面的粗皮带，然后卷秀子走进牢里，大声叫我立正站好，然后我就骂他，他大概听不清楚我在骂什么，后来我清醒了，他就打我肚子和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不写是哪里了。我倒下来，他又踢我肚子和其他地方，要走前还说，现在你知道耍警查会有什么下场了吧。第二天早上，他们放我出来，我问他们那个揍我骂我、秀子上有条的警查是谁，他们叫我最好忘掉，趁他们还没改变心意把我胖揍一顿之前赶快走，不过另一个从哥德堡来的、叫维福多的人告诉我，那个打我的人是尼曼组长，他说我最好不要说出去。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天，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又没做坏是，只是喝了一点儿酒唱唱哥而已，可是我要公里正意，打商喝最酒了的老老实实工作老人，真的不是警查该做的事，我发是，我说的都是真话。
工人，约翰·贝尔图松敬上
我有一个教授朋友说我应该写这封信，这样就可以“冤情召血”了。
官方评注：控诉书中所指警官斯蒂格．奥斯卡．尼曼组长，对此事毫不知情。负责拘捕控诉人贝尔图松的紧急小组指挥胡尔特副队长表示，贝尔图松是个声名狼藉的不良分子和酒鬼，贝尔图松被捕及坐牢时，都未受到暴力对待。尼曼组长当天并未值班，当天值班的三名巡警出面作证，当时并未对贝尔图松施以拳脚。贝尔图松经常酒醉闹事，神志不清，老爱对不得不拘捕他的巡警口出恶言，胡乱控告。
文件上盖了个红章子：不予起诉。
勒恩郁郁地叹口气，把控诉人的名字写到笔记上。被迫礼拜六加班的女职员将档案柜重重关上，以示不满。
到目前为止，她已经翻出七个跟尼曼有关的控诉档案了。
勒恩已看完了一份，还剩下六份。勒恩按顺序一份份读下去。
接下来的一封信措辞完好，端正地打在厚厚的布纹纸上。
信件内容如下：
本月十四日星期六下午，本人跟五岁的女儿一起
在派多冈街十五号入口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