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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后，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流氓皇帝的烙印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