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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