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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英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迫弃甲而逃。他们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两个地方坚守过阵地，并设法守住防线。日军仅围困新加坡两个星期，英军便全面投降了。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他们并不是小丑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但却穿起高及膝盖的皮靴；走路时，拖着脚，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完全两样。他们在孩提时期便穿拖鞋走路，从此决定了他们终生走路的样子。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所以尽管佩剑有皮索跟腰带紧扣．他们还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体型跟欧洲人不同，军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们先人为主的印象。以为他们是属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会玩军队游戏罢了。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