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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柳倩说没有记住车号，或者说只记住了其中几个数字，可信度要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柳倩坚持说记住了，而且后来证实确实如此，是偶然还是有意？若偶然，即使真的记住了，也许会说没有记住，减小可能因此而来的麻烦；若有意，即参与预谋，出于避嫌的本能，她也应该说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她而言有百利却无一害，可是为什么她说记住了，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守场的人怕文静不相信，又对文静说：“警察同志，要不咱们现在瞧路过的车子，看看有几辆你能记住车号的？”
文静一听，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她饶有兴趣的和守场人一起试验着记车号。结果过往三辆车，能完全记住牌照号的只有一辆，而且也是走走停停的一辆。柳倩记住车号时，车速快，天色暗，而且不是特意要去记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倩没有可能记全车号。没有记全，却说得出车号，意欲何为？可以说没有记住，却说记住了，打算求得什么样的结果？
记住车号的本身，能够协助警方尽快抓获肇事人，本意也当然是希望警方尽快破案。假如柳倩不是同谋，或者参与其中，这样的本意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文静要假设柳倩不是清白的，那么柳倩这一做法就显得极不正常，一般而言，极不正常，一定有极不正常的用意，那么柳倩的用意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就是柳倩指认的车子并不是真正肇事的车子，为了某种目地，柳倩采用偷梁换柱手法，企图达到尚不得知的目的。可是警方后来查验了丢弃的车子，从车体上的凹痕和沾着的衣服纤维比对，确认是肇事车辆。
另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免除自身嫌疑。她可以让警方找到那辆偷来的桑塔纳，也有把握警方沿着这条线索查不到她的头上。剩下的就是停车次序的嫌疑，于是她利用心理上的常规，与警方做起了游戏，反其道而行之的游戏：没有记住车号，正常是正常，但嫌疑犹在，而记住了车号，而且记得一字不差，说明她是想协助警方，急于抓到肇事人的，假如她参与其中，她就不会这样做，她现在这样做了，就说明她没有参与其中。
又是柳倩的嫌疑。
“那个小姐命大，差一点儿一起死了。”守场人自顾自地说。
文静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
守场人描述说，车开到停车场以后，是柳倩交的停车费，随后与钟新明并肩往候机大厅走，走了没几步，柳倩又返身回来，正锁车门时，就出事了。
文静问：“停车场的车子都锁车门吗？”
“有的锁有的不锁。”
“锁的多还是不锁的多？”
“不好说，车停得少，就不锁，车停得多了，就都要锁。”
“这是为什么？”
守场人惊讶地看着文静，表情像是在说，这么简单还要问？
文静也觉得问得不对劲。车少了，守场人照料得过来，锁不锁当然不重要了。文静道了谢，便返身往自己的车前走，当手握住门把手时，她突然像是被马蜂刺了一般差一点儿跳了起来，吓得守场人也差一点儿跳起来。文静故意让自己的手停留在门把上，只是把头扭过去对守场人说：“你是说小姐回来锁车门时出的事？”
“对呀？”
“小姐的车子停在哪个位置呢？”
守场人莫名其妙地用手捲着小旗子，想了想说：“就在你的车子那儿。”
文静笑起来了。
柳倩当时背对着钟新明，她是听见撞击的声音才扭过头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假如她正面面对钟新明，记住车号是可能的话，那么背对着就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记下完整的车牌号。
她想起丘敏昨晚说过，杨奇出事那天晚上，曾对丘敏说是有人约他出去，假如是柳倩约的杨奇，那就顺理成章了。约到石小路，用杀死钟新明的方法杀死杨奇，这太可能了。
柳倩的嫌疑越来越多了。
但此时的文静，没有丝毫兴奋感，反倒涌出很浓的忧虑。因为她凭以往的经验猜测，这时虽然柳倩的嫌疑几近铁证如山，可是要找到其人，可能是难上加难。
四
文静的忧虑被验证了。
柳倩失踪了。
得知钟新明出事后，凯瑟琳公司立即做出反应，停止一切业务，封存帐目，等专人来重庆处理撤销代办处事宜，并指定财务负责人暂代钟新明职位。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柳倩没有来，谁也找不到她，不管用何种方式。
柳倩的失踪，证明她十有八九参与了谋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有许多疑点，多得让人相信嫌疑人非她莫属，可惜就是没有证据。
柳倩是不是主谋，目前难以认定，但至少她参与了谋划。
柳倩因其秘书工作的便利，得知钟新明具体的出行时间，然后充当谋划的实施人之一。从事件发生的情形推断，她的任务就是制造出钟新明被车撞击的条件，这对她而言，易如反掌。
她开车去接钟新明，由她开车而不是钟新明开，这是必须的，也是自然的，秘书开车送老板上飞机，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到了机场，她按事先的计划没有在候机厅入口处停车，这同样是必须的，也同样是自然的。事后她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帮钟提行包，尽管没有什么可帮着提的，而这样的解释不会有人提出怀疑的。接下来就是设法让钟新明独行到候机厅，柳倩不会冒自己也被撞伤的风险。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伺机而动，它也许是跟在钟新明的车后面来的，也许是提前在机场等候了，是哪一种并不关键，关键是一旦钟新明走上了停车场与候机厅之间的车道上，桑塔纳必须全速冲上去，火候要精确，稍早或稍晚，钟新明还没有走上车道，或者走近入口，车冲击路线就会曲折，曲折就会影响速度，一者容易引起钟的警觉而闪避，一者撞击可能就不是致命的。事成后，肇事车急驶而去，选择合适的地点丢弃。柳倩则用记车号的方式，诱使警方对她判断失误，其实她仅仅是求得一时的失误，寻求暂时的保全，她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继续对付杨奇和丘敏。真正撞死这两人后，她可以一走了之，也就不再乎警方对她的怀疑了。
可能的情形是，钟新明被撞击后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断气了，至于请另外两个人送葬的嘱托，完全是柳倩编造出来，目的就是诱骗另外两个目标现身重庆，然后依次实施谋杀。
既然谋划人谋杀的目标是钟新明、杨奇和丘敏三个人，那他也一定清楚他们三人的关系紧密程度，他确信若钟新明出事，另外两人一定会到重庆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另外两人到了以后，首先选择的目标是杨奇，至于为什么，文静还没有想通。这一次还是柳倩出面，约杨奇到石小路某一个地段等候，用什么借口，杨奇死了，柳倩失踪了，暂时还不知道，但肯定是理由充分的借口，充分得杨奇一定会去。时间选择在晚上十点以后，是因为那时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地点选择在石小路，是因为石小路是重庆市区内路面最宽的公路，肇事车容易达到理想的速度。具体的过程不得而知，但杨奇死了，第二个目标的谋杀计划也就完成了。
下一个当然是轮到丘敏了。前两种方式，再在丘敏的身上重复显然是不行了。柳倩这时能够做到的就是随时掌握丘敏的行踪。用什么方式掌握，还得再查一查，但从柳倩自身推断，她应该失踪了。否则就会让警方抓个正着。不管怎么样，谋划者得知丘敏要到机场接杨奇的妻子，这正是实施谋杀的绝好时机。因为尽管丘敏何时到何处已无法弄清楚，但他是接人去，被他接的人，杨奇的妻子的行踪是确定的，精确的。只要航班正点，那么她会几点飞抵重庆机场是确定的。因此丘敏的出行时间也应该是确定的，出入不会太大。丘敏不确定的是，到了机场会不会同样发生停车次序的改变？假如车停在了入口处而不是停车场，那么谋杀终归是一事无成。所以谋划者计划换地方，而最保险，机会最大的地方就是酒店的门口。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丘敏总会出来的，只要不是代办处派车，他就非得乘出租车。若乘出租车，他就不可能一出酒店门就上车，因为门口的停车道上是不允许随便停出租车的。他招呼出租车后，等待的时间，哪怕再短暂，都会有一个时间差，一个实施谋杀的时间和机会，只要能够抢在出租车前面。现在看来，谋划者也许考虑过车道坡度的问题，但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点，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寄希望于车速能快到致丘敏于死地。但终究还是给门卫留下了反应的时间，使他能够把丘敏拉离死亡。
文静暗道侥幸，假如丘敏也被撞死了，警方会不会很快把这三起车祸联系到一起，真的就很难说了。
而让文静称奇的是，谋划者竟然固执地每一次都使用墨绿色的桑塔纳，每一次都打算让目标死于车轮下，而且一定要目标都死在重庆，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青海。谋划者的这种固执，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呢，还是隐含着某种特殊的用意呢？
如若推断离真相不远，案情并不复杂，只要找到柳倩，再顺藤摸瓜地找出主谋人，一切都会原形毕露。
重庆警方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寻找柳倩的踪迹。
重庆警方分别向北京、青海两地警方发出协查请求，试图从杨奇和丘敏周边社会关系寻找线索。
重庆警方彻查重庆地区所有的墨绿色桑塔纳型轿车，以期能够寻找出本案的蛛丝马迹。
五
文静没有坐等新的线索出现，既然是预谋，而且又是将钟新明列为第一个谋杀的目标，肯定有非为此不可的理由，理由当然会多多少少地涉及到钟新明，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