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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法庭不得再于犹太安息日（星期六）关闭，改为星期日即“太阳日”休庭。这样一来，基督教徒们将休息日从星期六改为星期天，加大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距离。另外在此之前，基督出生日传统上定于1月6日。在欧洲某些地区，这一天仍被敬奉为“国王日”。然而，基督教却采纳拜日教和光明教12月25日的节日，来代替传统的耶稣基督出生日。该节庆祝太阳的重生、白昼的逐日加长和太阳对世界的影响。教内各派由此同庆一个节日。光明教徒们也奉认基督教的其他重要信条，诸如死后复生和灵魂常在。让耶稣基督代表太阳神并同时四处兴建基督教堂，实乃权宜之计。同时建造的许多拜日教塑像，举止宛如君士坦丁。通过自我树立，君士坦丁大帝有效地贬降了耶稣的地位。
如此便使圣诞日受到操弄。复活节的日期体系，却一直等到了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投票决议，才定为北半球春分（3月21日）后、紧随第一个满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与会者无法商定准确日期。该基督教节日取代了旧的异教节日——“伊斯特丽”节（Eastre）。Eastre是这些异教徒们崇奉的春天女神，也成为我们所用女性荷尔蒙“estrogen”一词的本源。
尼西亚会议是基督教会第一次大联合的会议，开会的地点古尼西亚就是当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丹·布朗忽视了这次集会的主要成因：消除异端邪说问题，这问题由阿里乌派引发，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没有神性，只是肉体凡胎。会议亦投票做出决议：基督是神而不是人。这对君士坦丁大帝坚定不移的统一目标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使之与太阳神直接关联。在新的组合中，耶稣基督成为太阳神的人间代表，这足以对付那些尴尬难解的疑问。教皇西尔维斯特没有到会，但派出了代表。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下令放逐阿里乌，借此强调
他对教会事务的主控权。
保罗教派的基督徒们依旧期盼着他们的弥赛亚的再次降临，为此君士坦丁大帝必须做出对策。以耶稣基督没有完成把罗马人逐出耶路撒冷的使命为中心，君士坦丁大帝开始播撒怀疑基督本非弥赛亚的种子。他指出，使基督教得到接受的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君士坦丁大帝。如此请问，真的弥赛亚舍他其谁？依旧认为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那些基督徒，因持遭受否定的观点被划归成异教徒。
必须理解的是，身为虔诚犹太人的耶稣，对建立一种与犹太信仰分庭抗礼之新型宗教的想法，应当会缩身退步并将其斥为邪念。在第七章有关耶稣基督的史实与虚构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耶稣离世25年后，他的兄弟雅各与保罗之间发生的分裂。
为保持现状，君士坦丁下令销毁一切与新宗教相冲突的东西，包括异教徒作家有关耶稣基督的撰述，甚至还包括那些对如何重写历史缺乏“先见”的基督教徒作家的有关作品。这项工作进行得既富有热忱又有效率，基督教的全部文献——尤其是罗马所藏的——消失殆尽，为新编之作留出空位。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大帝抓住时机涂改历史，下令重新编撰《新约》。作家们可以自由地写他们的雇主认为合适的东西。
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读到的《新约》，是在4世纪经过政治扭曲而重写的，其目的是让君士坦丁大帝称心如意。这好比一个美国总统，为了符合他的政治日程叫人重写莎士比亚一样。
君士坦丁大帝并未就此止步。对弥赛亚的期盼等待，是犹太宗教传统中的主要部分；对专制君主的神化，在埃及和罗马文明中也有出现。这人具有疗伤愈疾之功，能够纠治世间的所有问题。这种特征当然不仅符合我们的耶稣基督所获得名声，还适用于墨洛温家族。但就君士坦丁大帝而言，基督教的上帝不过是太阳神的不同化身。他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是弥赛亚。他认为，基督虽然致力履行但却无法做到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一个身兼勇士、精神领袖和能统一政治、宗教和领土的人。换句话说，就像君士坦丁大帝自己。况且他又认为，自己能把这件事做得好出许多。
令人惊诧的是，罗马教会并没有反对这种观念。或许它清楚一件事实：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琳娜——不列颠的卡姆劳德公主艾琳、国王克尔二世的女儿——是亚利马太族的后代，因而是真正的“圣杯”血统。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可以通过墨洛温家族的血统，名正言顺地高居其位。教会亦准备承认，弥赛亚所应担当的不是一个性情温良、乐善好施的救主，而是一个勇猛坚强、能征善战的领袖。自此以往，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优西比乌斯同样相信君士坦丁那似是而非的神性，而自己则是事实上的第十三位弟子。
但如果考虑到《君士坦丁的捐赠》，以及从被“发现”以来它在我们西方世界的每个人身上——不管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产生的作用和反响，这层烟幕根本掩盖不了什么。
君士坦丁直到337年死之前也没有作为一个基督徒接受洗礼。他想要在约旦河中受洗，但客观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洗礼时，他脱掉紫色皇袍而身着新入教者应穿的白色长衣。
…22…
《君士坦丁的捐赠》
一朝登上神圣罗马皇帝的宝座，君士坦丁显然已让世界臣服于他的脚下——此言绝无夸张之处。公元8世纪，出现了一份名为《君士坦丁的捐赠》的文件。这意味着，它问世四百年后才被发现。考虑内中牵连，这不被早发现实在奇怪。它旨在肯定教皇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罗马教会宣称，该文件理应在4世纪即君士坦丁去世的公元337年之前写成，因为它是君
士坦丁向治愈他的麻风病的教皇西尔维斯特致谢的产物。为诚挚表达心中的感激，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权力转呈给教会。这包括选立和废除君主的权利。
罗马教会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于公元751年借选立丕平为法兰西第一国王实施了这种特权。墨洛温国王们就在此时遭到教会第一次废黜，并被臣仆——他们的宫相取代。教会主动支持继任的罗马天主教傀儡君主政体——加洛林王朝。墨洛温家族对此文件不会轻信，似乎毋需多疑。毕竟，君士坦丁与他们同出一血统，对他亲手签送掉他们数世纪天生权力的蠢行，他们只有瞠目结舌。我们还被认为应该相信的是，君士坦丁签文奉献他的皇袍和御仗，但高风亮节的教皇却拒绝接受。
教会恰是借此机会，从正统王族血统手中篡夺了王位。但在公众眼里，权利皆属君士坦丁，他可随意赠送。
自那时起，罗马教会势力飞升，凌空耀眼。每位欧洲君主继位，都是教会代表登堂加冕的结果。君主体制下由政府通过的所有法律，都系于该文件的纲领之下。教会的权力因而是绝对的。
然而，问题在于，《君士坦丁的捐赠》实属假造，教会从未合法地有权力来行使这些权利。从洛伦佐·瓦拉在文艺复兴时代质疑它的真实性开始，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发现《君士坦丁的捐赠》里引用的《新约》文字，出于当时尚未存在的拉丁文本的《圣经》。这个文本的编撰人杰罗姆的出生时间，比君士坦丁理应签署文件的日期晚约20年。
此外，行文所用的拉丁语为“粗俗拉丁语”，问世晚于8世纪。4世纪使用的拉丁语是经典拉丁语。《捐赠》中提及的礼仪语，在君士坦丁时代也不存在。然而，这一切并未能雄辩有力地遏止《捐赠》这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它迄今仍在使用之中。
靠此骗局鸣锣开道，教会在中世纪不失时机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征剿卡塔尔派的主使者）的侄儿。他1227继位，便与腓特烈二世争斗，致死未解（1241年卒）。他创立了罗马天主教迫害异教徒的“宗教法庭”。】于1236年10月23日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1215…1250年为神圣罗马皇帝，数次被教廷宣逐出教。领导了为时3年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与埃及苏丹达成和约，并接替耶路撒冷国王之位。因好学用才得到但丁的赞誉，还创建了那布勒斯大学。】标题为《奉献备忘录》的信中写道：
……由于罗马教皇统治着全体教士与人类灵魂的帝国，他也应统治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鉴于此点，他同样应理所当然来主宰凡间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上帝任命他管理世间的有灵之物。君士坦丁皇帝卑躬履誓，将帝国与皇玺和权杖一道，奉交于教皇千秋万代的照顾之下，同时捐赠的还有罗马城……
在不列颠，《捐赠》的推行使英格兰教会的大主教们恣意妄为地立王加冕。当亨利八世因其婚姻规格而与罗马天主教廷分庭抗礼时，他还是保留了大主教加冕立王的权利，因而使这骗局永久地用于其后每位不列颠国王的身上。当然，他本人首先就不该登基。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有关爱德华四世父母身份的论述中所了解的，都铎家族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觊觎王位。
倘按逻辑对此事作出裁断，该骗局牵连之深广难以估量：不列颠审议通过、并获大主教们依照《君士坦丁的捐赠》错误加冕之历代君主恩准的全部法律，都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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