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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湘军的势力太大，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危险程度，这是一批足迹未出京畿，只向往着他们祖宗进关时的威风的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头脑比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来作为抑制汉人的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并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事功，旗人办不到，他们也不以为官文的封伯爵是傥来的富贵，反觉得只有一个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于是反对恭王和曾国藩的暗流就在这半年之中逐渐形成了。其中有些出于妒嫉，想去之而后快，有些为了实际的利益，更明确地体认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国藩，他们才有掌握政权和军权的机会。
这股倒恭王的暗流，渐渐又汇合了蒙古人的反对势力。四年前，恭王与肃顺争权，蒙古人的倾向，有举足轻重之势，肃顺既诛，恭王为了稳定朝局，特别拉拢蒙古人，倭仁内召，入阁拜相，对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优礼有加。一向讲道学的倭仁，十分守旧，对于兼领总理通商衙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见，僧王的国戚，本来支持恭王，但最近的态度也改变了。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两个领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对方。
僧格林沁的不满恭王，起于这年十月间的一道上谕，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边境上，剿治捻匪。僧格林沁透过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儿子伯彦讷谟祜的关系，表示反对，他认为剿治捻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学士湖广总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个侯爵来会办军务，岂不是把捻匪看得太重？这样为匪张目，有害无益。恭王总算“从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来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经受了很大的损伤。
僧格林沁以他的骠悍的蒙古马队为主力，转战千里，自负骁勇，素来看不起湘军，而且对黄河以南的汉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敌意。金陵既下，曾国藩勋名盖世，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而以七、八月间河南光山一战的偶尔失利，朝命曾国藩移师会剿，在他看是恭王有意灭他的威风。于是别有用心的一批人，也就正好利用他的愤懑，从中挑拨。挑拨的花样极多，甚至已死的多隆阿，被诛的胜保，也被利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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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胜保的被诛，是咎由自取。他平生最仰慕的一个人，就是为雍正所杀的年羹尧。当同治元年秋天，陕西回乱，胜保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入陕，对河南、陕西巡抚行文，不用平行的“咨”，用下行的“札”。军中的文案，劝他决不可如此，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钦差大臣就是从前的大将军。大将军对督抚行文，照例用札，不以品级论的。”这就是他学年羹尧的例子。
在西安的时候，有个副都统叫高福，不知怎么，出言顶撞了他。胜保大怒，命令材官打高福的军棍，高福大为骇异，说是同为二品官职，如何能打我？胜保冷笑答道：“我是钦差大臣，以军法杀你都可以，何况是打军棍？”那高福到底是被打了。这是他学年羹尧的又一个例子。
他这个钦差大臣，行军仿佛御驾亲征。每天吃饭，仿传膳的办法，每样菜都是一式两碗，那样菜好，便传谕，拿这样菜赏给某文案，居然上方玉食的赐膳之例。入陕之初，为了区区一味韭黄，曾杀过一个厨子，此也是学年羹尧的一个例子。
但是，他得罪了慈禧太后，就非死不可了。他的奏折，常常自己起稿，有几句常用的话，一句叫做：“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还有一句话是：”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那是汉文帝时的故事。胜保常在奏折中提到这话，等于说军令高于诏令，已犯大忌，而且也有藐视太后妇人，皇帝童稚的意思在内。因此，湖北巡抚严树森参他”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从而以为”回捻癣疥之疾，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这是所有参劾胜保的奏折中，最厉害的一个。
那时弹劾胜保的奏章，京内京外，不计其数，归纳起来，不外“冒功侵饷，渔色害民”八个大字。胜保的好色是有名的，随军的侍妾有三十多个，最得宠的一个是洪杨“英王”陈玉成的妻子，此外军行所经，强占民妇，更是不足为奇的事。
他的侵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比较平靖的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某省解某省若干，朝廷规定了数目，但各自为政，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一笔款子到了，他百事不问，信手挥霍个够，多下的才拨归军用。一次官军在同州遇伏大败，死伤枕藉，一个姓雷的带兵官，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要他发钱抚恤，但实在没有钱，以致他的受伤的部下，睡在辕门外，呻吟彻夜。治军如此，他的部下，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说胜保还有长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颇知翰墨，所以爱才重士。当然，肯在胜保军营中当文案的，也不会是什么洁身自好之士。没有一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愿意跟他一起淌浑水，更没有一个敦品励行的读书人，能够眼看他在军营中的一切作为而无动于衷。不过，京中的一些名士，以及有才气的军机章京，因为路隔得远，见闻不真，所以还很有几个看重他的。在他初入陕时，一方面有人劾奏，一方面由于他动辄以“汉周亚夫”如何如何的话入奏，慈禧太后对他已深为不满，但顾念他在诛肃顺的一重公案中，立过大功，所以还想放他一个实缺。这时便有军机章京写信告诉他，叫他最近少上奏折，因为恭王已经跟两宫太后回奏过，准备就陕甘总督或者陕西巡抚这两个缺，挑一个给他。如果他依旧在奏折中大放厥词，触怒了“上头”，事情会有变化。
这封信递到西安，胜保正与他的文案们在大谈风月，拆信一看，毫不在乎地传示文案，不作表示。这样等了几天，没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
“事恐有变！”他的上奏摺自炫文采的瘾头又发作了，“不得不剖陈利害，催一催。”
“何苦，何苦，大帅且再等一等！”所有看过军机章京来信的文案，都认为他此举异常不智，交口相劝。但胜保不听，自己动手拟了一道奏折，立刻以四百里加紧，发了出去。
这道奏折上说，凡是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并列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作为例证，他们都是以本省的地方长官，主持本省的军务，所以事半而功倍。接着说到他自己，是“以客官办西北军务”，无论粮饷也好，招兵也好，事事不能凑手，因此率直上言：“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
奏折到京，自然是慈禧太后先看。那时肃顺被杀，还不到一年，她对权臣的跋扈犯上，警惕特深，湘军将领屡败屡战，艰苦备尝，亦不敢作这样冒昧的陈请，僧格林沁身为国戚，威望素著，对于朝命，奉行唯谨，那有象胜保这样子的？
如果不及时制裁，岂非又是一个肃顺？
于是她把他的折子留下来，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当面发交恭王，冷笑着说：“如果照胜保的说法，朝廷要派兵到那一省，就先得换那一省的督抚。你们想想看，有这个道理吗？”
恭王这时的宗旨，以求朝局平静为第一，所以对胜保还存着几分回护的心，当时还想放他一个陕西巡抚，但慈禧太后也有个坚定的宗旨，胜保的权力决不能再增加，最好能解除兵权，另外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作为他上年统兵入卫，到热河向肃顺示威的酬庸。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性，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窜扰，万一捻回合力猛扑潼关，关系到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