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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创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舷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