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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部队不要进入莫斯科，也不要进入列宁格勒——对这些城市要先包围之，然后用炮击和轰炸予以毁灭。在莫斯科包闺圈的较远的那边留几个小缺口，以便于市民向东逃至苏联那一边，造成那边的混乱。几天之后，海德里希要求希姆莱向元首说清楚，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要进行有效破坏，主要应该依靠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他说，深入到列宁格勒的党卫军特工人员报告说，那里迄今受到的破坏微乎其微，如果他们从华沙学到点什么，那就是只用大炮是不够的——需要使用大量燃烧弹和高效炸药。
即将战败俄国的胜利预示着要从希特勒身上卸下一个极大的战略包袱。到那时日本将能够放手猛攻美国，因而美国在英德决战之中则很难支援英国。现在罗斯福那方面正竭力把美国的公众舆论引到支持同希特勒的战争方面来，并派遣艾夫里尔哈里曼参加一次讨论如何对斯大林进行军事支援的莫斯科会议，以便能为英国的毕佛布鲁克勋爵助—臂之力。10月6日，希特勒收到了这封关于罗斯福把哈里曼介绍给斯大林的密码信的正文。
“哈里·霍普金斯相当详细地谈到了他对你的几次令人满意而鼓舞人心的访问。我简直无法表白苏联军队的英勇抵抗使我们多么肃然起敬。我信心十足地说，各条战线上打击希特勒所需的原料和给养，我们是有办法供应的，包括你们在内。我特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充分相信你们的军队最终将会压倒希特勒，并向你们保证，一定向你们提供各种可能的物资援助。”
希特勒曾将此信内容传扬到全美国，但没有透露这份材料他是如何获得的，使罗斯福感到极为恼火的是，希特勒竟然把他对斯大林的称呼（“亲爱的斯大林阁下”）改成了“亲爱的朋友斯大林”；在罗斯福信的结尾还粗率的来了个“你诚挚的，”德国的宣传以一个油嘴滑舌的“真诚的友谊”结束了正文。
罗斯福早已不严守中立了。9月初期一艘德国潜水艇试图向美国驱逐舰格利尔号发射鱼雷（据报道，该舰一直和英国飞机配合追随这艘潜水艇），这次攻击给罗斯福带来了好机会，他命令海军，只要在海上遇到轴心国的战舰，无论什么战舰“碰上就打”，这对美国防御来说是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希特勒不再相信孤立主义者能使美国不参加战争，尽管查尔斯·林白（马马虎虎注：是指那个单身飞越大西洋的人吗？）这样人做过很大努力，林白曾利用美国的无线电通信网谴责“战争贩子”，他所说的“战争贩子”不仅包括罗斯福和英国人，而且包括犹太人。雷德尔海军上将请求元首允许德国舰队以武力对付武力，因为罗斯福的声明按国际法而论，就等于局部宣战，可是希特勒同雷德尔及潜艇司令邓尼茨海军上将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后（也同里宾特洛甫讨论过），仍然不相信德国军事优势会抵得住反击美国海军所带来，的政治危险，所以他对这些战舰的禁令仍然有效。他并不畏惧罗斯福和美国。人们把一份援引美国年生产坦克和飞机数字的杂志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嘲弄地说，这个数字低得可笑——比德国军火工业一个月的产量还低。关于产品质量，他的态度更是显而易见了，当他观看那部关于美国两个机械化师演习的首批记录片时，他笑得前仰后合（影片是通过南美得到的）。
希特勒无法掩饰他对日本当前的无的放矢的外交政策的失望情绪，他通过调查局和外交部译电员监听电报，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曾拒绝把他们国家和罗斯福政府秘密交换的文件交给德国看，可是9月份希特勒对他的下属阐明，他讨厌迫使东京参加战争，唯恐人们把这种作法解释成是德国的软弱。等到1941年10月希特勒再也不怕人们这样解释了，甚至颇为胸有成竹地指令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向世界宣布（特别是向东京宣布）俄国战役已经胜利。但是东京同华盛顿的会谈仍在进行；由于“巴巴罗沙”过长地——要比希特勒许诺的两个月长得多——阻碍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运输，日本经济蒙受了损失，再加上
10月16日日本内阁辞职。新任首相是东条英机将军，外交部长是驻柏林的前任大使东乡茂德，这使希特勒很烦恼，尽管后者的夫人是德国人，希特勒仍然极端不信任此人。这些情况使他得出结论，
日本导演意在缓和国内舆论，而且日本几个月来总想甩掉所承担的义务。事实真相正如希特勒10月25日对齐亚诺所说的，他对日本战争计划一无所知。“我们除了指望日本不折不扣执行日本外交政策之外，不能指望他们追随任何别的政策，”9月份他还曾说过，“我们必须尽量等到他们自己认为参战的时机成熟时再说。”至于北美，希特勒获悉教皇庇护士十二世曾对罗斯福的特使迈伦·泰勒下指示说，对美国任何扩大战争的行动都持摇头态度。的确，梵蒂冈曾断然宣布民主国家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战争都不是“正义战争”，希特勒是在10月7日获悉此事的。
在同一天，陆军元帅包克奉命继续向莫斯科挺进，这一天也是希特勒大本营里首次降雪的日子。16日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回到元首大本营接受骑士十字勋章时说，苏联的原野全都被六英寸深的积雪覆盖起来。17日列宁格勒的气温下降到华氏三十二度，在北边较远的地方已是五度了。次日，天气第一次变得这么恶劣，因而前线没有什么明显进展。包克的集团军被积雪淤水和烂泥搞瘫痪了。除了步行和最小的手推车外什么也无法行动，因为道路又少间隔又大，再加上俄国的防御都集中在这里。唯一一条好公路
（斯摩棱斯克到维亚兹马）也埋设了高效炸弹，通过远距离操纵，爆炸后，顿时留下数个三十英尺宽，八英尺深的弹坑。气温逐夜降低，积雪和泥浆已结冻，上午冰雪融化，路上又无法通过了。
“俄国的道路难以用笔墨形容，”卡纳里斯的一位在东线巡视的助手这样写道，“路面常常有一百码之宽，任走路的人自选车辙。表面是厚厚一层令人讨厌的粘泥，有深有浅：如果慢慢驾车前进，会把卡车陷下去，如果把车开得很快，车轮又要打滑空转，尽管路面很宽，错车却极端困难，因为两边车辆都想走那条轧出来的路，因为很难从老车辙中开出去，所以常常发生撞车事故。”正当德国部队挣扎着通过这片污泥浊水之时，他们和几队跋涉西去入狱的悲哀的俄国人相遇。人数以几十万计，给德国军事当局带来了食品、运输和膳宿方面预想不到的困难。“这几队俄国战俘在路上行进，看上去好象一群缺乏理智的牲畜，”卡纳里斯的助手这样记载道。这些用拳头和皮鞭也难维持住秩序的可怜的俘虏群定婀走，直到饥饿和疾病把他们的力气耗尽才停住脚步，这时只好由他们的同志抬着或者丢弃在路旁。“第六军团（莱希瑙的军团）曾下令枪毙所有濒危的俘虏。不幸得很，这些人，在路旁就被枪毙了，甚至还有在村庄里枪毙的，当地人民曾目睹这些事实。”俘虏营中食物缺乏到了极点，竟然发生吃人肉的现象。报道继续说，“人民把德国兵视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他们极为好客并以厚礼相赠，表现出有益于我们的情绪，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次党卫军大规模反犹太行动9月末在基辅发生了。先前提到的那位助手向卡纳里斯作了报告；“命令说，要对犹太人进行‘重新安排’。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犹太人接到命令说，第二天夜里接到通知要立刻到指定地点报到，最好的衣服首饰要随身携带。不分阶级、性别，年龄，然后被带到城外预定场地，在那儿，借口说要举行某种仪式，让他们把珠宝首饰寄存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离开大路，处理了。这期间发生的情况可怕已极，难以言表。不可避免地对德国行刑队带来了影响一—只有借酒力才能行刑。一个奉命作行刑人的党卫军保安处的军官述说，他其后几日
…总做恶梦。当地人民对这个清洗计划（对此计划他们了如指掌）的反应很沉静，有时还｛瞒意，乌克兰民兵实际上参与了此事。”甚至有人对于党卫军特遣队让犹太人从撒下的大网中逃跑还提出了抗议。
基辅大屠杀的实际起因不清楚。保安警察局的报告表明，这是乌克兰不耐烦而下令进行的报复行为，因为据报道，俄国犹太人充当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在德国人进来后放火烧城。但无论起因如何，在9月最后两天，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个俄国犹太人在基辅被处决。一个月后数字升到七万五千名。
有种种迹象可以确凿证明，早在“巴巴罗沙”开始之前就有这样的计划了：6月海德里希在杜本给党卫军特遣队指挥官上课时，就曾指示他们（据其中一位指挥官瓦尔特·布卢姆说）这些东部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智慧的源泉，“按元首意见”要予以清除。希姆莱，这位党卫军最高长官在5月份对他们也简略地讲了同样的意思，而且9月末他又巡视了特遣队司令部，向他们宣布（例如在尼古拉耶夫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对统帅D特遣队的奥托·奥仑道夫宣布过）说，只有他一人负责“同希特勒联系”。
希姆莱大概故意讲得含糊其辞。有文件强有力地表明，希特勒所负的责任不同于希姆莱，他仅在作出把全部欧洲犹太人放逐到东方去的决定上负责任，而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到达“东线”后所发生的一切要由希姆莱、海德里希以及那里的地方当局负责——他们充分利用了元首制造的对人类生命的仇恨和轻蔑的情绪。1941年9月18日，希姆莱给阿图尔·格雷塞，这位粗暴的沃塞兰德（即两年前德国入侵时并吞的波兰领土）的地方长官写了信：
“元首强烈希望要从原来帝国的领土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领地上清除犹太人，从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