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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约德尔指示他的下属说，元首希望他们研究在阿富汗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印度的问题。
2月16日，星期天，希特勒的武装部队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此人上周和隆美尔一起飞往北非——带着隆美尔抵达北非的照片和一份对阵地的首次分析返回伯格霍夫汇报。
希特勒看出了利比亚潜伏着危机，因为如果意大利军队被全部赶出去，英国就能向利比亚运送部队，对“马丽他”和“巴巴罗萨”产生复杂的副作用。正如施蒙特几天之后写的那样，他在“非常焦虑地”等待隆美尔的行动，这并不令人惊奇。施蒙特上校描述了隆美尔满怀热情地献身于自己的任务的情况。希特勒批准了隆美尔的所有请求——反坦克大炮、地雷、空军侦察机和低空增援飞机。隆美尔的第一批部队一夜间就在的黎波里登陆，然后在二十六小时之内向阿格拉西部的意大利前线挺进三百五十英里——也对士气低落的意军产生了影响。隆美尔组织了一次阅兵式，士兵们的崭新头盔和装备，在非洲的阳光下，被晒得灼热，闪闪发光。在他离开的黎波里之前：他开始加速制造大批假坦克，装在“大众汽车”上，用以蒙骗英国，使他们相信他有强大的装甲部队。到21日，首批三十五辆假坦克抵达他的指挥部——另外的一百七十辆正在制作中。他的部队已经经受住了第一次咆哮的沙暴的考验，正向阿格拉前进。英军正从那里的阵地撤退，意军已经在获得新的勇气——尽管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仍然萎靡不振。隆美尔寄给施蒙特的信（这位上校无疑给希特勒看了）行行流露出乐观精神。希特勒决定尽快派出第十五装甲师。
这新的战场对隆美尔的士兵们（多数是城市居民和农民）是多么神秘可怕。昔兰尼加沙漠几乎象月球，无树、无荫，在炽热的太阳底下烘烤着；可是夜幕一落，温度骤然下降到零度。没有溪谷，在茫茫的白色或赭色沙漠上，时而只出现几处游居的阿拉伯部族人放牧的羊群和骆驼群。2月末隆美尔只有一名士兵丧生——在黑暗中被他自己的士兵打死的。3月中旬，他亲自向希特勒汇报，然后返回非洲。他侦探到了反对他的英国部队的弱点——往希腊派出六万多英国士兵而导致的弱点；没有等待新的装甲师的到来，不顾德国作战局和意大利最高司令意塔罗·加利波尔狄的明确指示，他于4月初发动了鲁莽的进攻，直到抵达埃及边境并俘虏三千英国人，其中有五个将军，他才停下来。
“巴巴罗沙”面临的重大危机到了3月才最后得以克服——或许希特勒认为是这样。2月28日．上午7时，由于希腊仍然傲慢地拒绝向意大利提出媾和条件，德国军队开始在一英里宽的从罗马尼亚急速流向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上架起三座巨大的军桥。
几次将欲行而见其错之后，希特勒向弗劳莱因．沃尔夫口述了—封重要的信，让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伊瑙努相信，他看不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德国和土耳其有互为敌人的理由。”他向伊瑙努保证，德国军队将在土耳其边境数英里外安营扎寨——当然除非土耳其采取的措施强迫他改变这种态度。（参谋总部和最高统帅部都制定出了与保加利亚结成同盟，对欧洲土耳其进行坦克战役的临时计划。）伊瑙努镇静地回答说，土耳其的唯一愿望是保卫她的领土完整，他还热情地回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和德国的友谊。希特勒非常满意。
3月1日希特勒到了维也纳，在那里，讲德浯的鲍里斯国王在保加利亚正式进入“三国公约”的文件上签字。谁能在那时就预见到这个文件竟成为这位国王的死亡许可证呢？他于1943年被毒死，凶手始终未查获。谁又能预见弗劳莱因·沃尔夫的附有写给伊瑙努的那封信的速记便笺簿会被美国士兵于1945年搜索伯格霍夫的废墟时发现呢？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希特勒的所有预测和分析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一周之内，即到1941年3月7日，首批德国士兵将在希腊边境安营扎寨，如同1918年一样，面对英国和希腊的部队。但又今非昔比：土耳其和俄国谁也动弹不得。什么也救不了希腊。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二部—幕後
幕 後
1941年盛夏的一个事件必须在这里仔细考查一下，以免淹没在希特勒攻打俄国的更喧闹的事件中。这事件可以用来说明那一年里的许多有争议的决定，是在怎样的环境气氛中被采纳的。
在希特勒的联合部队入侵俄国几天之后，作为保护国的瑞典，给了德国搜查苏联驻巴黎使馆楼的审慎的许可。大使馆人员拒绝警察部队入内，于是一个德国警察局的少将和海德里希的保安处的一批善于雄辩的专家强行进入大使馆。如果现在人们相信呈给希特勒的报告——公认为出自纳粹党之手，因而很可能加以渲染，那么，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苏联秘密警察局）搞恐怖活动的证据就找到了。海德里希在给里宾特洛甫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大使馆里有二十六个苏联人。其中五个（四男一女）把自己锁在特别用厚厚的装甲钢板门保护的牢固房间里，他们正忙着把文件和其他材料在四个特殊安置在那里的炉子里焚毁。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即便使用特殊的技术装备，也得花几个小时才能强行将这些房间打开。材料烧尽以后，这些房间被占用者从里边打开了。”给海德里希的军官留下的印象是，用不体面的方法弄来的无线电装置飞导火线飞雷管和炸药，但印象更深的是，在外面使馆大楼的特别侧厅里发现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实验室型熔炉。调查证明，这些熔炉曾被用来焚烧过尸体。
里宾特洛甫把这份报告带给了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已经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那里直接听到了详细情况，卡纳里斯情报部门的一个头子曾亲自检验了巴黎使馆楼。他曾留下记录：“检验极端有趣，洞悉到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活动。其中设有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办公室和行刑室的完全孤立的使馆侧厅，只能被描绘成是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罪犯和凶手的实验室：隔音墙壁，沉重的有电器开关的铁门，隐秘的窥测孔和供枪炮从一个房间向另一个房间射击的狭缝，一个能分解尸体的浴缸，这一切构成了这些房间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财物清单，此外还有凿通房屋的工具，胶囊毒药等物。由此看来，很有可能，米勒将军，可能还有库提波夫将军，同许多难对付的白俄逃亡者，或者在法国的苏维埃反对者，就这样一道化为乌有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化为烟雾升腾了。’”
希特勒命令打开封闭的苏联驻柏林使馆楼，立即搜索。起初瑞典人拒绝将保险柜炸开，但是最后同意用别的方法试试。在里森堡大街2号的苏联贸易代表团的总部里也发现了设有同样熔炉的装甲保险库，那里也贮存着枪炮和弹药。
希特勒是个现实主义者。这些发现并不能使他震惊，而且也没证据表明他把这些看作只不过是达到宣传目的（他也不能为外交目的利用它们）。他期望在苏联的战争残酷无情，不受任何传统规则的限制。二十年来他一直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虽然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曾有过改变，但这二十年没什么变化。布尔什维克那一套他是熟悉的，而且不管怎样，它们曾给那些短时期尝过布尔什维主义果实的欧洲国家（在戈培尔未曾发表的1941年8月的冷嘲热讽的日记里，他写道；“搜查驻巴黎和柏林的苏联大使馆已把令人震惊的恐怖武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苏联使馆实际上是罪犯的避难所。这是必然的。如果一帮罪犯掌权，那么他们就使用犯罪的手段实施他们的政策。现在正从我们东方的战役中把布尔什维主义永远摆脱掉，这真是件好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毕竟没有我们两国并存欧洲的余地。）留下了印象。契卡的恐怖虽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布尔什维在西班牙内战，在斯大林的那半个波兰，以及最近在不幸的波罗的海国家（按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条约被苏联于1940年春占领）的暴行表明，这将是他们永久的品质。在法国战役中，德国部队发现他们的十个步兵同志，手脚被捆绑着，眼睛被挖掉，还有一个高射炮射手的双脚被锯掉；罪犯原来是西班牙红卫兵（都被处决了）。在波罗的海国家，斯大林曾任命了政治委员，他们监管在几周之内驱逐和清除全部知识分子的工作（如同已经在波兰干的一样）；这些政治委员一据说是犹太人——后来又都被干掉了他们的俄国人代替。
在西线的战役中，希特勒曾指示德军战斗时要纪律严明。在随后的停战期间，他曾明确命令，在被占领的国土上的所有部队和文职人员要“尽善尽美地”执行任务，并对以前持敌视态度的居民要小心从事，酗酒和暴力要受到严惩——如果有必要，将处以“死刑和蒙受耻辱。”根据停战期间的需要，他没有坚持引渡敌人“战犯”，以受德国法庭的审训。 1941年3月，他的驻巴黎大使建议处决前总理雷诺和内政部长乔治斯．曼德尔，罪名是在“黄色方案”中组织不穿军装的法国游击队匪帮向德国伞兵开枪，希特勒对此没有采取行动。
然而，在东线战役中，双方都没有节度。约德尔作战局的一个人后来写道：“对于希特勒来说：俄国敌人有两个嘴脸，其中之一是布尔什维主义，即他的思想意识上的死敌，希特勒作为欧洲的得胜者，决心把它消灭掉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根除’——你得听希特勒本人说这话，他把每一个‘r’都说得嗡嗡响，非常刺耳。对于希特勒，布尔什维主义不是那种你可以用骑士气慨与之交锋的敌人。在他看来，我们必须预料到各种欺诈和残酷。因此，希特勒建议一开始就用针锋相对的战斗方法对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