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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里宾特洛甫关于挪威文件的白皮书对世界舆论起了作用。希特勒满可以有理由发问，既然盟国如此无视小国的中立，现在谁还胆敢谴责我袭击比利时和荷兰呢？无论如何，就在1940年4月27日，缴获的文件向世界发表的当天，希特勒秘密地向他大本部宣布了这些月来他犹豫不决的决定。他将于5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开始执行“黄色方案”。
为了突袭西线，希特勒集结一百三十七个师，配有二千四百多辆坦克和三千八百架飞机，然而他面对着的敌人，数量上仍然压倒他。情报机构已准确查出的就有一百个法国师，还有从英国远征军调来的十一个师，比利时召集二十三个师，荷兰十三个。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个师，除此之外，尚有二十个守卫要塞的师。法国只调配七个师，加上镇守要塞的三个师到他们和意大利的边界上去，只作固守之用。总之，对一向凭着兵员优势发动进攻的希特勒来说，军队数量对其有些不利。比较旺盛的士气，比较高超的战术，以及比较精良的武器，可能会弥补这个缺欠。可是，从一开始德国空军就需要非常理想的天气。
希特勒对于两兵交锋的结果并不担心。他将亲自指挥这次战役，以迅速的快攻和高超的战术歼灭敌人，敌人的“官僚作风和墨守陈规的”战术不堪一击，在挪威已被证明。约德尔几年之后写道：“只有元首可以扫除参谋总部的种种陈腐军事思想，并在适宜的条件下——人民从心往外愿意打仗，加上宣传工作——运筹出宏大的方案，不仅显示出希特勒具备参谋官式的分析性的头脑，而且具有军事专家的那种头脑，并且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头脑。”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进攻的前夕，希特勒把大本营的人召集在一起，要告诉他们：“先生们，你们将要目睹历史上最著名的胜利！”对于近在眼前的结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乐观。
现在战争真的近在眼前了。4月29日，希特勒命令德国空军待命准备在5月5日开始执行“黄色方案”， 4月30日，他命令全部德国军队从5日开始进入全天二十四小时待命，准备发动“黄色方案”攻势。那天，约德尔将军向希特勒进一步证实，在挪威几周前从特隆赫姆和奥斯陆出发的德国军队现在已经会师，希特勒乐不可支。他大叫：“这比打胜一仗还重要，简直等于打赢一个战役！”一条通往特隆赫姆的高速公路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想挪威人未来的境遇应该和波兰人有天渊之别！挪威的医生和护士护理伤员直到把自己累垮，那些波兰劣等人倒把伤员的眼睛戳出来。这样比较，希特勒为之感动，5月9日他给在挪威的军事统帅下一道命令，是这样开头的：
“……在东线战役过程中，那些不幸负伤和没负伤的德国土兵落到波兰人手中，通常被野蛮地虐待或杀害。对照一下看，必须承认，这种可耻的行径在挪威军队中未发生一次。
挪威士兵唾弃所有懦怯的欺骗手段，而这在波兰人中则是一贯的伎俩。他们作战不带面甲，光明正大，他们对我们的俘虏和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不遗余力。公民也是这样，不参战，而且尽其所能地关心我伤亡者的福利。
为表示感谢，我决定授权给予我们抓到的挪威俘虏以自由，只有职业军人才被关押起来，直到挪威前政府撤销对德作战命令，或者个别军官和士兵正式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参加与德国为敌的一方时再释放。”
盟国军队已于5月初从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撤离，只有在纳尔维克的一千二百名士兵继续战斗。英国新闻界坦率地承认，挪威的失败给公众舆论带来不幸的影响。当英国潜艇海豹号于5月5口打起白旗向一架德国海军飞机投降时，海军参谋部把这看成是“英国缺乏决心和准备，工作一团糟的表现”。
希特勒召集大本营人员就”黄色方案”的细节进行最后一轮秘密讨论：大家都支持要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桥梁、要塞，消灭各个据点的滑翔机和伞兵，伪装成“荷兰警察”，要向荷兰女王提交一份要求该国不予抵抗的秘信，约德尔选派的无线电侦察小分队要直接向他报告攻夺桥梁及埃本埃马尔炮台的军事行动，还派去二百万士兵。天气预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空军首席气象学家辛勤工作，单独负担起这项责任。5月3日希特勒按他的意见把“黄色方案”推迟一天，延到星期一。4日，又决定推迟到星期二，到
5日星期日预报说，天气仍然变化无常，所以“黄色方案”定为8日星期三。希特勒决定这是不变的最后期限：他下令给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印一个特别时间表，这是他苦心伪装真实意图的一部分。时间表表明， 5月7日晚他的专列从柏林附近的一个小站发出，第二天到达汉堡，要去奥斯陆进行正式访问，现在正在途中。
希特勒容忍不了因为天气而再度搁置计划。4月末，党卫军获取英法首相之间的一次电话会谈抄本，表明他们也在计划军事行动。希特勒后来提到，这就是他担心盟国开进荷兰和比利时的原因（实际上这两位首相商讨的是法国对苏联油田进行轰炸的问题）。可是空军气象学家5月7日同希特勒研究时毫不让步，仍认为很可能出现晨雾，所以希特勒又把“黄色方案”推迟一日。
希特勒为现在盟国可能侦察出他的计划更加忧心忡忡。5月
7日，调查局给他看了比利时驻梵蒂冈大使刚刚拍给本国政府的两份密码电报：4月29日一位刚刚到达罗马的德国公民提醒说，希特勒即将进攻比利时和荷兰。谍报局得到命令，要找到提供消息的人——党卫军四年后明白了这是个最大的讽刺，此罪犯是卡纳里斯谍报网中的一名无足轻重的成员。（这人是约瑟夫·穆勒博士，一个天主教律师，后来当上战后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奥斯特上校又搞起他早期颠覆政府的活动，对“黄色方案”每次推迟都连续向荷兰武官作了报告。并且就在这次攻势的前夜傍晚9点，又提出了最后明确的警告。他的动机很复杂，但大致可归纳以下几点：认识到1940午前希特勒是极端受群众拥护的，奥斯特打算让他遭到一次军事失败，这样就有机会搞军事政变，他也希望盟国认真地把他当成谈判的对象．那位荷兰军事指挥员认为他是个“可怜虫’。）可是，祸是闯下了。下午6点，荷兰广播宣布取消所有假日，到6日清晨，荷兰已处在战争状态，切断与国外的电话，逮捕在荷兰军队里的安东马瑟特的亲纳粹运动成员，城市居民开始疏散，在海牙的政府区设下警界，最使希特勒恼怒的是在重要桥梁上加了岗。希特勒不想再等，但是，戈林沉住了气，他说，虽然有晨雾，但是有一天天会变好： 5月10日可能是理想的天气。希特勒徘徊在专家们的意见和他凭自己直觉产生的想法之间。这回一反常态，他违心地同意把“黄色方案”推迟到5月10日，“可是，一天也不能再后延了”。
9日清晨，值班副官普特卡默给在亚琛的最西边的一个军的司令部通了电话，参谋长告诉他有点薄雾，可是太阳已经要出来了，明天可能还是个晴天。当这位海军副官向希特勒复述这句话时，希特勒说：“好，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三军指挥部接到通知说，关于最后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