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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让他们1940年2月完成任务。这些被遗弃的人被迫长途跋涉，死伤严重。早在2月份，戈林和拉麦斯就这种无法忍受的事态对希姆莱，显然也是对希特勒提出抗议——但是无效。可是，在某些方面希特勒还起了些煞车作用。希姆莱潦草地记下了他同元首的私人接触。我们从中知道，于11月9日希姆莱不得不亲自报告在奥斯特鲁“枪杀三百八十个犹太人的情况”，还报告了因为保存武器和写煽动性文学作品，卢布林的大主教，副主教及十三个牧师被判处死刑的问题，希特勒命令他们的死刑缓期执行，把他们放逐到德国去。
希姆莱记录中没有记下海德里希，这个以无视弗朗克在总督辖区中的权力为愉快的人，独出心裁地将深冬人口迁移简单化的作法。1940年1月，他将东普鲁士附近的索尔道处的偏僻集中营，变成清洗虽屡遭摧残却仍然幸存的波兰人的中心。一阵阵抗议的浪潮扰乱准备投入“黄色方案”的德国陆军。希特勒得知，第一军团参谋长陆军少将弗雷德雷希·迈思11月22日将其军官集合起来，讲对波兰的暴行：“党卫军非经正当审讯就进行大量处决，已经搞得人心惶惶。在党卫军和正规军之间肯定发生过冲突。……党卫军已经玷污了武装部队的荣誉。”结果迈思被免职。其后不久，东线陆军司令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将军给柏林呈送一份正式的一览表，列举了党卫军及警察在波兰的具体暴行——谋杀、掠夺及普遍的兽性。他质问占领政策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种认为波兰人民可以被恐怖主义慑服的观点，事实必将证明它是错误的。他们是回弹力很大的民族，决不会被制服的。”勃拉斯科维兹接着说，暴行将会给全世界提供强有力的炮弹。
弗朗克紧接着来到德国总理府，批评勃拉斯科维兹的不合作态度。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写道：“德国公使弗朗克描述了对犹太人的集中和定居的计划。他用尖刻的言词攻击这位最高司令官（勃拉斯科维兹）和陆军行政机关的军官干涉‘安定’工作，军官‘本能地’妨碍他的机关工作。他请求元首告诉陆军不要干预他的工作，特别不要干预政治问题，这同党的路线是直接违背的。元首有一阵很生气，直到作战会议开会时他才消气。”
这份记录（就是谈“重新安排”的这份）的措辞大概意思是说，人们向希特勒隐瞒犹太人在重新安排时的真正命运，可是看起来，希特勒确实给汉斯·弗朗克下过令，令其先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定期屠杀，并残酷而狡猾地把这个步骤解释成为安全措施。一俟“黄色方案”在西线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两千名波兰人就是首批被杀戮者，否则弗朗克于1940年5月末对他在波兰的警察当局所讲的心腹话，又作何解释呢？“元首和我讲过，‘在总督辖区内考虑和保卫德国的利益是负责总督辖区那些人的事儿，也只是他们的事。’他还说了这些话：‘在波兰已被我们挖出来的统治阶级耍消灭掉。我们还必须密切监视新生分子，而且到适当时候也除掉他们。’”弗朗克匆匆忙忙对其奴才建议：“用不着让这些人给德国和德国警察机构带来负担，也用不着把这些分子先用大车运往德国集中营，那样只会造成许多麻烦及不必要的同亲属通信联系。不——我们在这儿，就地清帐。”
是冯·勃劳希契将军平息了西线的流言蜚语。当然他自己早巳不再对党卫军的行动吹毛求疵了，的确他还安排希姆莱于3月
13日在可布林斯发表讲话，向西线上为之担心的将领们解释申辩，当勃拉斯科维兹于3月又呈上厚厚的两份关于党卫军4月份暴行的档案材料时，柏林象手捧硝化甘油一样小心翼翼：凯特尔拒绝为收据签字，德国空军米尔契将军把他的那一份锁在保险柜里，并且威胁说，要逮捕勃拉斯科维兹的信使。勃拉斯科维兹于5月被免去司令之职。后来，他的继任者在7月又写了更多关于波兰暴行的报告，凯特尔断然指示他停止干预和他无关的事务。
十八军团于1940年8月调到波兰去时发布的指令有力地表明陆军投降了纳粹党，指令禁止对当地的反少数民族、反犹太及反宗教的斗争进行任何批评。“人种学的斗争在我们的东部国境上已经进行几个世纪。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斗争，需要在短时间内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党和政府的特工人员被派往东线负责发动这场人种学之战。所以我们的部队一定不要插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要批评他们，以致给他们工作带来困难。
受到纳粹党的支持，东线越轨行为屡见不鲜。希特勒对这种过火行为视而不见。一个陆军少校设法捕获了八名波兰妓女，有四名当夜在监狱中被蹂躏致死：第五个躲过向头顶上射来的子弹而逃掉。地方长官福斯特却说这个少校是因醉酒犯事，请求希特勒不要因犯法一次就处决这个少校——而勃劳希契、凯特尔和施蒙特介绍的情况截然不同一—可是希特勒将死刑减为有期徒刑。另有一回发生在一个被任命为波兰地方官的青年冲锋队军官的身上
（这样被任命的地方长官数不胜数），他命令从监狱中带出五十五名波兰囚犯，在纵酒狂欢时全部枪毙。这回又是这个地方长官格雷塞，请求司法部不要断送这位青年军官的大业，希特勒得知此人党的履历清白，准予缓刑。几年后，轮到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向希特勒简要汇报军事法庭的这次判决，以便由这位最高统帅批准。这位头脑冷静不易被收买的前任驱逐舰指挥官普特卡默在一定程度上感化了希特勒，结果，公认应受严惩的人没能逃脱行刑队，有些没能逃脱绞索。
在德国国内，希姆莱的警察机构都是随心所欲，无法五天。当第一个德国公民因为拒绝参加修筑防御工事而被当场处决时，盖世太保通知司法部说，在9月3日出发去波兰战场之前，元首指示过希姆莱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持后方的秩序，以此平息了所有批评意见。接着又处决多人，尽管戈林警告海德里希说，非经正式判决不许处决德国人。9月末，司法部呈给希特勒一份关于立即处决德国人的档案；希特勒答复说，他没向希姆莱下过什么普遍性的指示，而是由于普通军事法院和民事法院不适应战争的特殊条件，他亲自下令处决一些。“所以他已命令把抢劫特尔托银行的罪犯送往行刑队；”他的下属解释说。可是这份档案也表明，希特勒的很多关于民事犯罪的情报是从报纸上那些随便提到的事情中获取的。一个没头脑的编辑非爱给一个故事加上大标题《欺骗土兵妻子的人》不可，结果元首派夏勃匆匆跑去打电话，表示把这个被告判为监禁太轻，令人难以理解，元首命令将此人枪毙。
希特勒对纳粹党自己法院的态度，同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审判相比更是矛盾重重。施特莱彻，这位矮胖的秃头的弗朗科尼亚的地方长官，是希特勒“老卫队”里的一位残酷无情、宁折不弯的队员。他被反犹思想和反固有的道德观念迷住了心窍。他的敌人众多——整个陆军，纽伦堡市长和警察局长，特别是鲁道夫·赫斯及忙忙碌碌的副官马丁·鲍曼。希特勒看出施特莱彻是位理想主义者，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但是在1939年末，当反对这位地方长官的议论满城风雨的时候，希特勒让步了，允许把施特莱彻——他是被特许可以向元首家写信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送到党的最高法院审判。他真的犯了什么罪似乎不大清楚，可能其中有叛国罪；希特勒10月向地方长官们讲话后四天，斯特莱彻在对地方纳粹党员讲话中就泄露了希特勒的军事方案，又过几天在一个较大的集会上，他又重复了这个粗心大意的作法。谈到希特勒决定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时，斯特莱彻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们的海岸，好进攻英国。”他近日的讲话．（警察局长把他讲话的档案秘密给地方军事当局看过）包括对宗教的亵渎，对参加大战的将领们的诽谤，还有一个年青女子的通信处，这个女子是他11月份的听众，那时他曾尽力劝她们不要对勾引已婚男人的心理百般挑剔。“妇女或女士有这种激情，在我看来，充其量不过是轻佻浪荡而已。”据纳粹党的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少校所说，斯特莱彻被指控在没收犹太人的财产时有肮脏的金钱问题，指控他造谣说戈林不是他女儿爱达的真正父亲；指控他卑鄙残忍竟同一个非常年幼的小姑娘发生不正当关系。斯特莱彻自己说，人们谴责他把战争中的寡妇称为“蠢鹅”，可是这没被当成罪过。
不管怎样指控的，最高法院——六个地方长官、三个党内法官——于2月集会，16日判定斯特莱彻是有罪的。希特勒暂停了他的公职，还禁止他再发表公开演说，赫斯要求将他开除出党，但是并没有开除，甚至还允许他继续出版报纸——包括出版一家令人鄙视的报纸。希特勒看来，这次审判有不按程序的袋鼠法庭味道，他对莱伊这样的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说，他觉得对待斯特莱彻不够公平：法律学家对他过去党内的履历太不重视了，他毕竟为纳粹党夺下纽伦堡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堡垒，正如戈培尔夺下柏林一样。
1940年1月6日元首从慕尼黑返回了柏林。
以后的几天他听从肥胖的内科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的建议，为他进行系统的体检——血清血沉、验尿、验便。检查记录都保存了下来，没有明显病变，只是尿呈碱性，这个病好象应该吃素，还有常规梅毒系列检验项目都呈阴性。1月9日莫勒尔对他的心脏检查表明脉搏正常，血压对他这样年纪的人也算正常，但没提到
1941年中期第一次查出来的高速进行期冠状细胞壁硬化症。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一部—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
“我们必须将他们也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