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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共济会员”在陆军中失去统治地位。希特勒命令：
l、军官团只有一个。对于其中最优秀的军官要给予特别训练，以使他们尽早从事前线战区的高级指挥工作。
2、对被选受训的人数不加限制……
就这样，一批掌握参谋总部技术的年轻的蓬勃上进的前线指挥官象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浪潮，这些人正值精力旺盛、体力最佳之时，将会给萎靡不振的德国陆军外部地区增添大量新生力量。哈尔德被一位比他年轻十一岁的将军所代替，蔡茨勒成为进一步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的先驱者。
9月末，希特勒为自己对职业参谋官的反感找到了理由：盖世太保捣碎了个一直伸延到西欧的共产党谍报网，其中一个主犯是空军部附属机关的军官。他们向外发报，把希特勒大本营的详情告诉付给他们钱的俄国主子，还把希特勒对高加索的进攻方案，对德国飞机生产量的夸大的估计以及很多其他情况传递过去。他们的那几台无线电发报机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在“巴巴罗沙”开始之前送给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汉斯·科毕在勃洛克道大—伦佐伯爵夫人的帮助下交的货。首要人物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博士，他是经济部一个文职人员。这个特务网是由贵族和庶民组成的使用多种语言的混和组织，可是，希特勒却以藐视的态度注意到没有一个德国工人曾和这些人有关——最后被告发的一百一十七个组织成员不是象空军情报处里的哈罗德·舒尔兹—波森中尉那样“被歪曲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认为自己是红色德国的国防部部长。），就是追求色情和金钱而陷入叛国罪的破烂货。
第一批审判是几个月后开始的。美国出生的米尔德里德·哈拉克夫人被判处监禁六年，伯爵夫人是十年；其余均处以绞刑——这是希特勒为对付这种犯罪而规定的处决方式，希特勒还要求对这两个妇女进行复审，最终被判处绞刑。
1942年的夏季过去了；当希特勒9月27日飞回柏林时，首都正下第一场秋季雷雨。人们有一种忧伤之感——期待着斯大林格勒陷落的消息。帝国出版业头子已经命令为此付印特别版，可是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进展。在逐屋争夺战中，保罗斯的部队猛攻各个工厂，攻占供水系统、南站，以及全部伏尔加河沿岸，军旗已经插在共产党的大本营上边。尽管希特勒很乐观，可是连他最为忠实的追随者也不抱有这样的希望。
国内士气低落下来：英国对于市中心的夜间轰炸，战斗机和防空工事都无能为力。他命令德国空军在慕尼黑，维也纳、林嗣以及纽伦堡建筑高射炮塔——他对下属讲，对这些城市可能被毁的恐惧，使他常常作恶梦。9月份，英国空军对不来梅，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进行猛攻。有时夜里只来一架飞机，就把城里几百万居民、工厂里的工人吓得躲进防空棚和地下室，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德国空军本身正处于技术革新阶段，既没有利敌人相比美的战略轰炸机，也没有高速战斗轰炸机；四引擎的海因克尔177型飞机的试制失败了，它的引擎经常出毛病，还不能用于空军中队，大吹大擂的麦塞施米特210型战斗轰炸机在1942年初就得淘汰。而相继出现的飞机——麦塞施米特410型，仅仅飞行过一次。希特勒对飞机一窍不通，已把空军的前途放心地交给戈林掌握。他开始怀疑他对戈林的信任是否错了。他对空军参谋长耶舒恩纳克这位年轻的将军的询问逐渐多了起来，把那个苦恼而自负的帝国元帅戈林排斥在外；他同更为知名的二号人物陆军主帅米尔契讨论德国空军的政策，同军械部长艾伯特·斯佩尔或者同戈培尔讨论帝国的经济事宜。
希特勒对戈培尔承认，慕尼黑遭到轰炸使他高兴——他甚至荒谬地认为炸毁了他在那里的公寓反而卸去了他的负担。这次轰炸对执拗的巴伐利亚人有好处。公民对战争的态度已冷淡到这种程度，以致英军引起了他们对战争的注意都使他感到高兴。在总理府的画廊里希特勒和戈培尔站在一起，这个地方是战前柏林召开隆重集会的场所。希特勒说他渴望和平，和平可以使他返回到幽雅的环境里，心境也能平静。戈培尔看见希特勒既活跃又和蔼；元首刚刚同一万二千名年轻的军官讲过话，感到精神振作，信心坚定。希特勒相信，尽管是冬季，只要斯大林格勒陷落，他将向南打过高加索，因为那里的气候会适合把战役继续下去。他希望到1943年扎波罗日耶的巨大发电站能够再次开工，这样顿尼茨的矿山和石场就可能开工生产，供德国使用了。
看来，希特勒对戈培尔是有点过于纵容了，这位宣传部长竟指出，他们的每次进攻都缺乏那决定最后胜负的百分之十的努力。德国公众正等待着全国动员令。德国面对的是全面投入战争的极权主义国家，但却允许一些诸如给波兰的汉斯·弗朗克宫殿的马饰镀金这类无用的开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希特勒对宣布全面战争仍然犹豫不决，因而浪费了好几个月宝贵的时间。
对西部防御的焦虑从未离开过他。举例说，德国占有的彼得沙莫芬兰镍矿，对德国的战争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夜又长了起来，他命令把能搞到的每一条战舰都停在北部水域。希特勒知道，英国正在秘密地把成吨的破坏材料空投给荷兰的特务。希姆莱的盖世太保早已钻进这个特务网中，已为相继运来的特务和设备埋下了伏兵——这是一个一直为元首知晓的永久性的“英格兰把戏”。
就连一向平静的小小的丹麦，这个在与斯堪的纳维亚联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也越来越不宁静了。9月25日是克里斯蒂安国王诞辰，希特勒按惯例发去了贺电；可是复电里故意使用了粗暴的语言。正如戈培尔所说，对欧洲的君主需要不时地打几个嘴巴，才能使他们恢复理智。所以希特勒从哥本哈根召回了他的使节和军事指挥官，让丹麦驻柏林外交人员打点行囊，并且拒绝后来王储的赔礼道歉，等到这些倒霉的丹麦人提心吊胆，焦虑不安地过了四周之后，他又委派前盖世太保官员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任哥本哈根的独裁者。他指示贝斯特对丹麦君主完全不予理睬，一定要使丹麦纳粹跻身于新政府——这个政府尽管“没有丹麦人民的支持”，却要成为“合法而又百依百顺”的政府。就是老国王死去，德国武装部队也不许参加国葬。
不知为什么，希特勒最害怕敌人入侵法国。对迪埃普的进攻表明也并非没有这个可能。”众所周知”，9月29日希特勒把戈林、斯佩尔、伦斯德，还有几个特意叫来的将军集合到总理府的内阁室，提醒他们注意，“我从没投降过。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十分清楚：强大的敌人在西方登陆可能预示真正的危机。”这个敌人将会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我们防御入侵的工事将受到轰炸机和军舰上大炮的连续打击。只有最坚固的钢筋水泥掩体以及在全部海岸线设下反坦克工事，方能挡住入侵。
对于他的三小时秘密讲话，陆军的抄本是这样记录的：
“元首最后重复说，影响这场战争胜利的危险因素，他认为只有一个，即在西方出现第二战线，这会直接危及东方的战斗以及国内基地。这个第二战线，敌人想在哪里开辟就能在哪里开辟，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想离欧洲多远就能多远。目前，他认为主要任务是避免把他的国家变成战场，对西线入侵会直接导致这种后果。如果我们能把对西方的入侵拖到春天（到那时，大西洋壁的一万五千个钢筋水泥掩体就会建成），对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已度过了食物严重短缺的一大难关。我们增加高射炮和炮弹的生产就可以保护国内基地不受空袭。春天我们要以最精良的几个师进军美索不达米亚，这样，有一天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迫使敌人在那儿媾和。从前由于过分谨慎，德帝国曾受过损失，新帝国在战争中不会重犯这样错误了。”
第二天，他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好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因为他没有过多时间，他深感遗憾，他的时间没有一位身穿白丝褂，头戴松软的阔边帽或者穿上别的什么滑稽可笑的服装，在世界各地巡视的首相的时间多。
“当然对这些人不可能谈论什么信仰问题。如果有谁确认纳姆索斯或者昂达耳斯内斯是一次胜利——如果有谁甚至把敦刻尔克描写成是历史史上最大的胜利，或者把大约九小时的远征（迪埃普）看成是全国胜利的先兆而惊讶得口蹬口呆——显然我们那点胜利和这些胜利连比都不能比！如果在最后几个月里，在这个可以用来打仗的时间仅有几个月的国家里，我们向顿河进军，最终到达伏尔加，越过斯大林格勒并把它夺下来（他们对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在他们的眼睛里，这也不算什么！如果我们向高加索进军，也象我们占领乌克兰一样，把顿尼茨的煤划在我们的版图之中，占有了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的俄国铁矿砂，为德国也为欧洲人开辟世界上最大的粮仓，同时也接管高加索油井，也没啥重大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加拿大部队在英国人的小尾巴驱赶下来到迪埃普，他们在那儿守了九小时之后就被消灭了，然而这却成了英帝国特有的那种辉煌的永不枯竭的能量的令人鼓舞、令人震惊的证据了！在这种胜利的映衬下，我们武装部队成了什么？我们的步兵，我们的坦克又成了什么呢？我们工程师的工作成了什么，我们铁路建设大军成了什么？我们巨大的运输系统——我们修建这个系统是想在几个月内再开发半个大陆的——与此相比又成了什么样子呢？……如果丘吉尔先生这时说，“我们想让德国为盘算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开辟第二战线发愁去吧，”那么我只能说，“丘吉尔先生，你可从未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