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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波罗的海和南部黑海这两个海岸，堵塞了俄国的对外贸易之路。黑海沿岸为土耳其及藩属克里米亚鞑靼所有。他们年复一年地对南部县城进行毁灭性的劫掠，烧毁庄稼，抢走牲畜，俘虏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把他们送到东方奴隶市场上拍卖。沿第聂伯河“从瓦兰人到希腊人”的繁荣之路，很久以前就完全衰落了——它的出口处耸立着土耳其要塞奥恰科夫。顿河出口处有一个要塞——亚速被封锁着。原属俄国的狭窄的芬兰湾还在1617年就被瑞典夺去，屡欲收复，始终未成功，收回出海口的斗争是在对俄国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当时俄国正和波兰交战，后者妄图吞并乌克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俄国政府不具备在两个战线上取胜的经济和军事条件。在五年战争（1656——1661）里，俄国军队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为瑞典所有的一些城市（尤里耶夫。迪纳堡和其他一些城市），由于必须抽出力量来对贵族波兰作战，俄国不得不将这些已经取得的城市交还给瑞典。
然而，国家需要有出海口岸，否则国家注定要与外界隔绝，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而对外贸易也就必然要依赖外商。
十七世纪的俄国还是个落后国家。这是导致蒙古——鞑靼压制俄国的根源。十七世纪初，这种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因为那时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已遭到波兰—瑞典武装干涉者的破坏。为医治创伤，弥补侵略者所造成的损失，几乎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
进入十七世纪后半期，荷兰和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国家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西欧的另一些国家——法国、瑞典、丹麦，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制度，但农奴制早已废除。
俄国仍然受治于农奴制。居民的主体部分——农民，是地主、寺院和皇室的私有财产。用原始工具耕种的土地收成很低。同时农民还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劳动所得上缴给那些僧俗封建主，以保障他们饱食终日的生活。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住在城市里，这说明工商业是很落后的。农奴制扼杀了一千三百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摧残了所有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萌发出来的新事物。总之一句话，它阻止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然而，新事物的发展尽管迟缓，但却为自己开拓了前进的道路。这在经济领域里首先表现在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上。某些地区与世隔绝的经济闭塞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出现了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交流发展的局面。俄国涌现出了第一批手工工场。
政治生活也在起变化。虽然行政机关的结构一如既往，但其中毕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革，即由君主立宪制国家转变为专制政体的国家。
象从前一样，领主杜马是最高机关。这种贵族政权机关的成员开始渐渐发生变化——一些非名门出身却具有才干的官吏逐渐进入领主杜马，成为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他们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领主杜马的杜马贵族和杜马秘书比重之加大，不仅是杜马官僚化的标志，而且是对沙皇政权的日趋依赖的标志。与此同时，领主杜马的作用也降低了。这两个过程说明君主专制政体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十七世纪是政厅制度的鼎盛时期、在俄国就有近八十个政厅。但在这一百年期间，对中央机关来说，明显的特征是各机关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众所周知，机关工作迟滞，是由于缺少规章制度和没有关于各政厅的权限与义务的明确规定，致使连一件小事都要请示领主杜马或者沙皇本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对政厅的这些缺陷开始进行试验性改革。有时几个政厅的权限集于一人之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岳父、领主米洛斯拉夫斯基就领导四个政厅的工作。改善政厅制度的另一途径是削减政厅的数目，合并若干重叠的机构。不过，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不大，到十七世纪末，国家尚保留四十个以上的政厅。当然，这些改革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也反用了纯专制政体的统治权集中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过程。
政厅制度和领主杜马的变革是缓慢的，而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与此相反，建立世俗政权对宗教政权的优势这场尖锐斗争充满了戏剧性事件。尼康案件使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角逐达到了白热化。
尼康，是个好弄权术的飞扬跋扈的人，1652年当了大主教。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世时他就大权独揽。他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宗教界，而且侵入了世俗事务。他和沙皇共享“至尊”的称号。沙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尼康管理领主杜马，并独立处理军事和民政问题。尼康大主教把宗教的权力比作太阳，而沙皇政权——比作太阳反射下的黑夜里的星体。尼康的异端行为无论宗教界还是在有权势的领主中，都招来了物议。
沙皇和大主教之间日趋自热化的冲突最后以决裂而告终。尼康于1666年被射击军押送到费拉庞托夫修道院，在那里象个普通僧侣恬淡度日，了此余生。
彼得的正规军也不是凭空缔造的。武装力量的陈旧组织形式早在他的列祖列宗时代就得到了根本改造。那种在有军事行动时召之即来，一俟军事行动停止后即各奔他乡的地方部队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了。常备武装力量射击部队参与战事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射击军首先完成警察的职责，用来警卫沙皇宫邱，在圣驾出巡时保护沙皇及皇室成员，同时镇压市民的反抗。
在武装部队中，代替古老贵族非常后备军和特种常备军的所谓新编作战团队——雇佣骑兵团、龙骑兵团和步兵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些团队的混合编制使人想到由彼得建立的未来的新兵体系。这种体制是通过吸收农民和一定数量的市民终身服役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新编作战团队里可以看出正规军的某些特点。武装力量组织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制度的进化——向专制政体的过渡。正规军就是这种国家体制的代表。但这种新编部队的组建在十七世纪未能完成，因为国家没有发达的工业，不能保证提供统一型号的武器、装备和服装。
最后尚未考虑建立海军。在莫斯科郊外德迪诺沃村的造船厂，按照1667年沙皇的上谕，只造了几艘海船，以保护俄国商人在里海的通商利益。停泊在阿斯特拉罕的装备尚未齐全的战舰“鹰”号，1670年拉辛起义军给焚毁了。
时代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改革。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对世俗文化发生了兴趣。受教育的市民和贵族阶层已经不满足于掌握神学知识，不满足于领听圣经英雄的丰功伟绩，而表现出对科学知识、对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的渴望。在绘画方面，现实主义流派已初具雏形；在建筑学中，打开了通往世俗生活之路。在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通常被称为“玷污文化”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世俗的意识在文化中已见端倪。
这样一来，彼得在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综合地继承了带有创举性的思想文化遗产。人们一般把这种遗产叫作彼得进行改革的先决条件。
彼得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因此他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冲到海上去，通过刚刚结束的科茹霍沃军事演习，他相信俄国军队训练有素，并且已具备占有沿海一带的能力。于是他决定首先打开通向南部海域的道路。
1695年1 月，开始准备远征。
冬季的几个月中，沙皇和亲信们讨论了远征计划。这个计划同俄国军队抗击克里米亚人的传统行动方案是有原则区别的。当时，军队集结在别尔戈罗德和塞夫斯克，并被庞大的辎重所累，一边忍受着鞑靼骑兵的不断骚扰所造成的损失，一边向南方运动，奔向克里米亚。等到和鞑靼主力部队遭遇时，俄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军队沿着烧光的无水草原移动着，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疲惫不堪。军队攻占彼列科普应向半岛挺进，但却面临着被吃掉的危险。俄军首领不顾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好丢盔弃甲，准备撤退但还师又遭重创。
克里米亚鞑靼的后台是当时的强国上耳其，它击败了地处欧洲东南部的邻国。俄国先修好于波兰和奥地利，旋即又同威尼斯结盟。从此，长期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但它只限于自己向克里米亚进军。这些进军一方面牵制住了克里米亚人的力量，同时也为盟国反对土耳其的共同斗争作出了贡献，但最终结局却难以逆料。
在准备新的进军时，决定不去碰土耳其的附庸国——克里米亚鞑靼，而是直接打击土耳其人，进攻他们的要塞——亚速。与俄军进军克里米亚的道路相比，通往亚速的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条件。在这里，军队能够在人烟稠密的土地上活动，而且毋需累赘的辎重，避免了令人疲劳的徒步跋涉，因为兵员和给养都可利用船只在顿河溯流而下。
军事顾问，很可能是戈登帮他想出了这个主意。显然，对沙皇来说，只是最后的表态——同意此项计划或者不予接受。彼得积极参与讨论并表示同意。
进攻方向是绝密的。为把土耳其人引人迷途，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