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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无法抑制悲痛的情感时，我就跑到寒意依然的大运河畔，让两岸的清风洗涤着思绪。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驱走我的伤感。
“两会”不见王维忠，但是，我每天都能见到他。这位慈祥的老人永驻我心中。
是的，有的人离去了，却还活在百姓心中……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1）
2007年3月5日。夜晚。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通州的出租屋时，已是深夜12时了。窗外的大风仍然像咆哮的野兽，叫得更厉害。今晨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一下子让三月京城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本是阳春三月的季节，却倏然让人又重回到了冷酷的冬天。
这的确是冬天，刚刚从寂寞凛冽的外面冲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却比出租屋外面的冬天还要寒冷。
今晚，所遇到的事更令我的心紧缩。
今天，是2007年的正月十五。这个特殊的夜晚，我没有像那些用烟火鞭炮四处欢乐的北京人一样携家带小地在外面热闹，也没有像别人一样在温暖如春的家中享受节日的亲情，我同那些利用“两会”期间来京上访的弱势人们一样，为自己的冤屈而削尖脑袋、挖空心思去找那些来首都开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的是求这些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关注我们这些遭受司法侵害（应该是司法腐败更恰当）的人，希望他们能关注我的冤情，从而能通过法律公平、公正地得到解决，并使作恶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自从2004年“两会”期间我的案情被热心的王维忠代表关注后，两年多时间我再也没有找别人，一直以为严正的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殊不知，案情石沉大海，就是后来我和我的律师多次到北京法院询问也是枉然。无奈之余，我被迫上访。同时，更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挂着红色代表证、被新闻媒体所关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上。因为这些从泱泱十几亿人民大众之中选取出来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老百姓说话的。
可我今夜去找人大代表时，却碰了两次软钉子。为了朋友，也为了我自己。
这天上午，我收到某代表团一位朋友的信息，称今晚有空可去坐坐。兴奋之余，我一早赶紧起来整理我的那些尚未整完的材料。我要把我的那宗拖了七年的自诉案带给人大代表，让他们监督北京法院的司法腐败，让我的案子早日公开开庭审理，将道貌岸然、为非作歹的邓世祥，将那个依然披着记者外衣骗财骗色的家伙早日绳之以法。
下午四点，我从通县出发。因为要赶时间，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直奔地铁车公庄站，然后又转公交车才到了新大都饭店。到目的地时，已是7时15分了。节日的北京灯火辉煌，四处沸腾的烟花更是璀璨辉煌，那是人们过节的欢蹦乱跳呀，但我却没有这份心情。我只有一份期待，那就是能找到一两个人大代表把我们的案情反映到上面，通过这种特殊渠道达到寻求公正的目的。
在饭店大门口与特意从江苏吴江赶来京城四处上访告状的俞瑞金一起，在代表团朋友吴大哥的帮助下，先是在大门口登记，经过严格的安检，好不容易上了电梯，到了房间。
我指着俞瑞金向吴大哥介绍情况，他很认真地听了有关案情，然后很无奈地摊开双手说：“唉，我们团的这些代表现在都在忙手头的工作，如果王维忠代表在，当然情况又不同，可惜他老人家去世了……你们最好找找江苏的代表，因这是本省的事情，也许他们能帮上忙……”
吴大哥是个热心的人，他在我们告辞之际，又特意领着我们去会务组找到了江苏代表下榻的宾馆和电话。
就在这同一家宾馆，还下榻着湖北团及陕西团代表。早就在此次“两会”前，我就设法找到了几位湖北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电话，也曾与其中的两位代表电话联系过，但对方一听到我是因为案情的事找他们时，都以“开会太忙，实在没空”、“时间早安排满了”为由，婉言谢绝。期间我还特意与一位来自湖北的企业家代表联系上，表示想去“看望”他，谁知对方理也不理。尽管如此，我为了帮助俞瑞金这宗案子，还是决定“骚扰”另一位代表。于是我在大厅里拨通了他的手机，并表示我此时正在他下榻的宾馆，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说还在外面办事……
走出宾馆，一阵寒风迎面而来，令我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凝望着万家灯火的京城，我想，如果是找王维忠代表的话，他早就拍案而起了。
突然想起，有一位陕西团的人大代表也约我晚上9时见面聊聊。她正好也住在这儿。经电话联系，她的确是住在这家宾馆，不过，此时她还在外面，叫我稍等。
不管结果如何，至少这位代表答应见面，起码没有像那几位湖北代表一样，连见都不愿见。当然，我没有告诉她还有朋友的案情要向她这位人大代表反映，还是等见了面再说吧。
一直等到九点半，才好不容易见到她。这是一位和颜悦色、衣着光彩的老太太。我们经过安检进了宾馆的大厅坐下后，我送了我的《卧底记者》一书，她很高兴地收下，并让我签了名。我竭力说些高兴的话，终于把话题转到俞瑞金的案子上。谁知，当听说我还带着案情来找她，这位人大代表连连摆手说，她是搞金融市场的，对这些司法的案情真的不懂；不懂，就不能轻易说话，因为这些都得经本人亲自去调查才能写意见和批评建议的……我还抱着幻想问道，这只是群众来信，按规定，任何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可以转交到有关部门的。
但她赶紧说：“我是陕北的，也只能转交本省，真的对不起，这种事我做不了。”我知道她的本意已定，不想再多耽搁一分钟，也再没有了来之前对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心怀的尊敬之情。她胸前那红色的代表证刚才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夺目、耀眼，但现在，我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一个不敢为老百姓说话的代表，代表证有何用？一个连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都不敢听不敢反映的代表，又能代表谁？
元宵夜，又想起了王维忠代表（2）
出来时已是夜里10时45分了。夜色更浓，寒流更大，北风也叫得更欢，伴随着那五彩缤纷的灯火烟花，京都成了火树银花不夜天。可我们无语。
俞瑞金看出了我的情绪，忙向我道歉。大概是她看到我两次都对自己案情只字不提只关心她的事吧。
我看着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颤的俞大姐，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但更多的是无奈和感叹，就像路边不时被狂风刮起的那一片片枯叶。
46岁的俞瑞金是因为丈夫俞巧明被人雇凶打成重伤，成了类植物人，而主凶却逍遥法外而来京上访的。
俞瑞金为江苏省苏州吴江市盛泽镇前跃村人，她和夫君俞巧明平时很恩爱，儿子也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谁知，这个原本很幸福的家却被一宗飞来横祸给毁了。
2005年5月12日，时任苏州吴江市盛泽镇江苏艺龙集团党委委员的陈彩英向俞瑞金夫妇借了10万元钱，并打了一张借条，双方明确这只是借款而不是公司的股金，约好两年后陈某归还这笔借款。
谁知陈到时间后却拖着不还钱，当为陈做了几年厂长的俞瑞金要求离开时，陈彩英根据自己之前的许诺，一次性付给俞瑞金10万元现金作为劳务费。两人当时都声称，这笔现金与10万元借款无关。
几个月后，俞瑞金因急用钱而要求陈还钱。但陈拖着不给。2007年1月5日晚上8点，由于陈一直不接电话，她就给陈发短信，想协商要回那笔钱。但令她做梦也没想到，此举会惹来一场灾难……
第二天上午9点36分，陈给她回复了一条短信，上称：有空到办公室来一趟。看到这条短信后，俞还认为陈是要还钱给她。
当日下午2点多，俞瑞金来到陈彩英的办公室后等候了约20分钟后，才看到陈彩英带着一个叫高文国一个叫李卫第的两名男子和三位女子进来。听到俞开口要债；陈马上一巴掌打来。陈身后的高文国也冲过来殴打她；并和陈一起威胁她马上把借条拿出来。俞瑞金惊惶失措之中，赶紧用电话向丈夫俞巧明求助。
俞巧明闻讯后赶紧和妹夫俞春荣一起驾着摩托车来到艺龙时，正好看到俞瑞金被陈彩英等人推搡着，俞春荣正要上前阻击时，刚对俞刚动过手的高文国和李卫第，以及另一名叫高荣的陌生男子马上围着他和俞巧明拳打脚踢，其中的高文国将俞巧明推出门外后致命一击，使其倒地不醒。俞春荣也被打成手臂骨折。随后，3名凶手钻入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众目睽睽中扬长而去。
俞巧明送往医院后，即进行了手术，术前诊断为“左侧额颞部脑挫伤伴硬膜下血肿”，手术中又发现“左颞顶硬膜外血肿”。 2007年1月20日，吴江市公安局对俞巧明和俞春荣分别进行了司法鉴定：俞巧明为重伤；另一伤者俞春荣轻伤。
2007年2月4日，我特意来到案发现场，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当日，我几次想与陈彩英取得联系，但她的手机却关机，她所在的公司工作人员也一直称找不到陈某。俞瑞金说，丈夫被打成重伤后，陈彩英却踪迹全无。
2007年2月4日上午10许，我和周律师特意吴江公安局“打黑办”了解情况。负责此案的邱警官称，案发后，警方很快将三名打人凶手抓获归案。但对涉嫌雇凶伤人的女老板陈彩英为何不采取措施时，对方回答：“现在受害方没有证据能证明她是凶手，尽管当时打人的两名凶手也打过俞瑞金，但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俞瑞金哭着说：我们和行凶者并不认识也没有积怨，事发后陈彩英亲口承认人是她叫来的。同时，据一位与三凶手同关押一室的人称，他听到对方串通做假证，并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