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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章 各守本分（3）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复制出中国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结构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国要通过科举制获得的官职，在日本都授予了那些世袭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被分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各藩领主总是互相忌惮对方的势力，因而许多当地的社会习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紧密相关的。无论日本怎样认真的复制中国文明，它依然没有能够采纳中国官僚行政制度或中国的大宗族制的生活方式，取代日本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接受中国关于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称皇室为“高居云端的人们”，只有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在中国频繁改朝换代的事，在日本是一次也不可能发生的。天皇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及其宫廷无疑根本就没有想像过世俗皇帝给人下马这种事，更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这些文明只是为世袭领主与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8世纪末，贵族藤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赶到后宫。后来，藤氏的统治遭到封建领主的抵制，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此时著名的封建领主源赖朝征服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人称号成了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与日本其他惯例一样，将军成为世袭——源赖朝的子孙对其他封建领主具有控制权。天皇有名无实，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仅有的重要性就是为将军举行授职礼。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里，为确保其统治，他们对那些不肯服从的领主以武力征服。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这些武士完全听命于大名，动乱时，这些武士随时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地位”和权威。
公元16世纪内战遍地。¾；过几十年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随后德川家族世袭将军的位置260多年。直到1868年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被废为止。近代历史的帷幕从此揭开。漫长的德川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直到它的末期，它在国内维持了一种武力下的和平，并有效地执行了为德川幕府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内乱中一些最强大的藩的领主与他为敌，只是在被打败之后才勉强归顺。这就是所谓的“外样”（即旁系）大名。德川家康让这些大名继续拥有他们的土地和家臣，并在自己领地享有高度自治权。但是，这些大名不能享有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不能在幕府担任要职。这些要职都留给“谱代”（即嫡系）大名，即内战中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使这种困难的政治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不让封建领主，即大名，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统治地位，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反而进一步强化它，使它更为坚固。
日本封建社会是复杂的等级社会，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家族巩固了这个制度，并对各个阶层的日常行为做了详细规定。每户人家必须在门口张贴明示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衣服，食物，以及能够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种类，都是根据这种世袭身份规定的。皇族和宫廷贵族（宫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次序如下：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贱民。贱民阶级当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是“秽多”，即那些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尸体的人、剥死兽皮的人和制造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根本不被看做是人，甚至穿过他们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计入里程中的，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极度贫困。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他们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所有的正式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将他们排除在外。
商人仅比贱民高一级。这绝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可这确实是事实。商人阶级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因为商业活动越频繁越发达，封建制度就越有衰落的危险。德川家族在17世纪颁布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锁国令，想要从根本上铲除商人存在的基础。日本曾在中国和朝鲜沿岸一带进行过繁荣的海上贸易，并因此使商人阶级得以发展。德川家族于是宣布建造或驾驶超过某种尺寸的船只都要处以极刑，从而阻止了这一切贸易。准许建造或驾驶的船只，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载商品。由于各个藩的边境上都设有关卡严格限制商品进出，所以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强调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奢侈取缔令》规定了他们的穿戴、雨伞以及他们在婚葬时的费用限制。武士区禁止他们居住。在享有特权的武士的刀面前，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德川家族试图永远把商人置于卑贱的地位，而在早已步入货币¾；济时代的日本，这一行为无疑是要失败的。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农民这两个最适合于稳定的封建制度的阶级冻结起来，在德川家康最终结束内战之前，名将丰臣秀吉已¾；用其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只给武士以带刀的权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成为合法的生产者，他成了从农民交纳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禄的寄生阶级的一员。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作为俸禄分配给每一个家臣——武士。武士完全衣食无忧，因为他可以依赖大名。在日本历史的早些时期，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大名和武士就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关系。在德川时代的和平背景下这种联系变成¾；济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个像中世纪欧洲的骑上那样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有钱的士兵。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禄为生的人，这份俸禄并不高，日本学者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仅能勉强维生而已。对武士的家族来说，最头疼的事情就是由几个继承者来分割这份俸禄，因此武士限制其家庭的人口数。他们最讨厌的事情是财富和声望与威仪扯上关系，于是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信条就是：简朴为最高尚的美德。
武士与农民、工匠、商人之间的最大鸿沟在于：后三者是庶民，而他不是。佩刀不仅仅是装饰，更重要的是特权和身份的象征。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这在德川时代之前就已¾；成为传统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或对上级不敬的庶民，可就地斩首。”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旧的规定罢了，它根本没有考虑到要在平民与武士阶级间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从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两个阶梯之间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离。有时也会因为形势所迫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这沟通本身不是这种体制的固有组成部分。
德川时代武士已不仅仅只是与刀剑为伍。他们逐渐成为其领主的财产的管理人，成为像能乐、茶道这样一些高雅艺术的专家。他们处理所有文字工作，并通过巧妙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200年漫长的和平岁月里，几乎没有显示自身武力的机会。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随时准备浴血奋战，但在此期间依然学会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在武士面前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们还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又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比如他们对土地具有拥有权，而在日本，土地就等于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是，这保护的是耕作者的利益，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非常重视，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但是。他像阿特斯（希腊神话中巨神，比喻身负重任的人）一样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等等。他们要交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以同样是水稻生产国的泰国相比，传统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赋税甚至高达80％，并且还常常强制农民服劳役或其他无偿劳动。农民也要像武士一样的限制家庭人口，于是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数字几乎停滞不前。对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几乎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状况。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