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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还以白纸条作为垂饰。接着神官们再次高声呼叫送走诸神，并关上内门。在国家神道的祭日，天皇也代表国民举行仪式，并且政府部门放假休息。但这些祭日并不像地方神社祭礼或佛教祭日那样是民众的祭日。地方神社和佛教祭日是国家神道之外的“自由”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日本人信奉符合自己心意的几个大教派，并按自己的想法举行祭祀。佛教仍然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各个教派的教义和教主都不相同但却非常活跃。甚至神道教也有很多国家神道之外的各种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之前，某些教派已¾；成了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堡垒。有些教派被比作为“基督教科学”侧重精神修养，有些信奉儒家信条，有些搞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大多数的民众祭日都不属于国家神道。祭日里人们涌至神社。他们个个都漱口净身，铃或拍手请诸神降临。恭恭敬敬地叩头礼拜之后，再一次铃或拍手，把神送走。接着就走出神社去，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例如到摆摊小贩那儿买玩具和好吃的东西，观看相扑比赛、驱邪魔法和由小丑插科打诨的“神乐”舞，总之是尽情享受这种自由热闹的节日气氛。一位曾¾；在日本居住过的英国人说，他在日本的祭日里常常回想起威廉姆。布莱克的一首诗：
如果教堂赐予我们美酒，
再将灵魂中的欢乐之火点燃，
我们将终日唱诗祈祷，
永远不会离¾；叛道。
在日本，除了那些献身于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决不是严峻的。日本人还嗜好外出朝圣，他们把这看作非常愉快的假日休闲。
因此，明治政治家们细心地在政治方面划清国家职能范围，并在宗教方面划清国家神道的职能范围。至于在其他领域，人民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们把与国家直接有关的重要事务，都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创建陆海军时，他们就遇到了类似问题。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他们在军队中废除了旧的等级制度，而且相比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们做得更加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里废除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的旧习依然存在。军官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看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的彻底性在其他任何领域都达不到。理所当然的，军队在人民中的声誉很高。这无疑是新军队获得民心的最好办法。连和排是由同一地区的乡邻所组成的，和平时期服兵役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当地能够保持联系，而且还意味着在服役军人的两年军事训练生活中，军官与士兵、老兵与新兵的关系取代了武士与农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讲，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民主的作用，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在日本，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因此在农民与金融巨头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通常会站到农民这边。
正文 第四章 明治维新（3）
这样的后果让那些政治家始料未及，他们给予军队高的等级地位的措施本是要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的。因而，他们在权力高层的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安排写进宪法里去，而是保留了军部首脑不受政府管制这一惯例。陆海军大臣同外务省和处理内务的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晋见上奏天皇本人，因此可以假天皇之名强行通过他们的措施而无须向内阁官员报告或商。对自己不信任的内阁，他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的方法阻止它的成立。没有这样的现役高级军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文官或退役军官都不能任这类职位。同样，如果军部对内阁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满，他们就可以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迫使内阁解散。在这个最高决策层，军部首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涉足。在宪法里还有一条更进一步地保证：“帝国议会若不通过预算时，政府可施行上年度的预算。”在外务省保证军队决不会占领满洲之后，军队仍然采取了占领行动，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充分说明当军部首脑意见与内阁不一致时，军队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像在其他领域里一样，军队作出的任何行动以及相应后果都由国民承担，这并不是因为同意这项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特权问题上不该逾越界限。
发展工业的时候，日本也没有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在这一领域依然是“阁下”们安排步骤和规则。除了计划，他们还以整个国家的资金作为他们认定的某些日本最需要的企业的坚实后盾。这些企业由国家派人统一管理和¾；营。他们招聘国外技术专家，并派人出国留学。此后，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就把国企卖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办产业被逐步以“低廉到荒唐的价格”转卖给少数¾；过挑选的金融巨头，即以三井、三菱两家为主的著名财阀。日本政治家们坚信产业发展对于日本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能按供求规律或自由企业的则行事，但是这项政策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财阀们从中获利极大。日本的成就就在于它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建立了它认为最需要的产业。
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日本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日本不是从消费品生产和轻工业开始，而首先建立关键性的重工业。兵工厂、造船厂、炼铁厂和铁路建设拥有优先权，并飞速发展到高水平的技术和效率，这些产业并没有全部转让给民间财阀，庞大的军事工业仍然处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享受国家的特别财政补助。
在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里，是没有小工商业者或非官僚¾；营者的“适当位置”的，只有国家和享有信誉、政治上受到青睐的大财阀在这个领域里活动。但是，在产业中也有部分自由领域。这些就是以最小的投资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廉价劳动来¾；营的“剩余的”轻工业。这些轻工业即使没有近代技术也能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着。美国通常称这种产业为“家庭血汗工厂”。小本¾；营的工商业者买回料，将其分发给家庭或雇佣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场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再把半成品分发出去进行下一步加工，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将成品卖给商人或出口。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工业雇员中至少有53％的人是在这类不超过五个工人的工场和家庭中工作的。他们大多受古老的家长式学徒制习惯的保护。在日本的大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很多母亲背着婴儿在自己家里从事计件工作。
就如同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二元性一样，日本工业的二元性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中同样重要。这就好像是，日本政治家觉得为了和自己在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地位相匹配，他们必须在金融领域也建立起一种等级文化，于是他们就建立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挑选一批有政治特权的商人家族，把他们置于“适当位置”上，同其他等级相匹配。他们并不打算让政府同这些金融贵族切断关系，相反，财阀们不仅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利润，还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从日本人对利润及金钱的传统态度看，金融贵族不可避免要遭受国民的攻击，但是政府尽其所能根据公认的等级制观念来扶植这些贵族。这种努力不太成功，因为财阀不断遭受少壮派军官集团以及农村地区的攻击。然而，事实上日本公众舆论攻击的矛头所向不是针对财阀，而是针对着“成金”。“成金”就是人们所谓的“暴发户”，但是这并没有正确反映日本人的感情，在美国，“暴发户”实际上是指“新来者”，他们被人嘲笑的主要因是他们不善交际、缺乏教养。但是，人们感动于他们的致富故事而忘记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从破木屋中起家，他们从赶骡子的车夫一跃成为身家百万的石油巨头。然而，在日本“成金”两字源于日本的将棋术语，意思是“卒子”变成了“金将”。这是一个像“士”一样可以在棋盘上横冲直撞的卒子。但在等级制中，它根本无此权利。一般人深信“成金”通过欺或剥削他人来发财致富，日本人对暴发户的敌视态度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态度真可谓天壤之别。日本在其等级制度中为巨富提供了一席之地，并且与巨富保持一种联盟，但如果财富不是在规定的领域里获得的话，日本的公众舆论就会对其进行无情的抨击。
因此，日本人构筑其世界秩序时最根本的还是要依照等级制来进行。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年龄、辈份、性别和阶级决定适当的行为。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各领域被周密地分成等级，无论是顶层还是底层，凡逾越其特权都将受罚。只要“各守本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安分守己的生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感到安全。当然，在他们的最大幸福是否受到了保护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¾；常并不“安全”，但是，因为他们将等级制度作为合法的东西加以接受，所以他们又是“安全”的。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点，就像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的特点一样。
但是日本试图向外输出它的“安全”模式时，对他的惩罚就出现了。在日本国内，因为根植于等级制的环境，所以深受其影响的日本国民当然能对其认同，野心只能以在那种世界里可能具有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能对外输出。其他国家对日本大言不惭的主张极为愤慨，这种主张简直狂妄至极，甚至狂妄至极都不足以表达人们对它的愤。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官兵们每占领一个地方，都会因为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欢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