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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于保定”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9节 华北现状
一位美国老教士向上海总会提出一件机密的报告，称为“一九三八年二月之华北现状”，下面是从该报告中摘录的几段：
“二月十六日平津泰晤士报，刊载该报主笔潘纳尔君（Pennell）所作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一文，叙述平津一带现状，非常具体而详悉。他在远东事件（Oriental Affairs）一月号上也发表了华北之无政府状态一文，那一篇文章内所叙述的各点，大部分还是准确的。所不同者，要是借用爱尔兰人表达真相的说法，在若干地方，这‘无政府状态’已逐渐组织起来。换一句话说，凡是中国政府机关已告撤离的地方（事实上仅撤离铁路线附近和有日军驻守的少数城镇），已经有若干起而代之的新势力。这新势力似乎可以分为下列三种，即：第一，仅顾本身利益的地痞土匪；第二，较具社会思想的集团，如复兴的红枪会等，在山东最为活跃，在冀南也已发现；第三，中国的流动部队，有的与著名的八路军发生组织的关系，有的在组织上并无关系。这三种势力都在彻底反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过，第一种地痞土匪的势力常给第二种和第三种势力压服消灭，第三种势力则有吸收或巩固第二种势力的希望。
“目前这三种势力大大地增加了占领区域内日军的困难。民间已有许多故事，讲起他们的事迹，其中若干部分大可保存下去，成为新三国演义的材料。平汉路沿线的日军确已多少感到恐惧。保定的日本兵在黄昏以后就不敢远离他们的营房，这消除了老百姓心里惴惴不安的一大原因。T县的驻军据说曾有三次被突击所消灭。
“日军遭遇打击后，对于附近的居民，常常采取报复的手段，这是最悲惨的一面。其次，流动部队袭击T县的驻军后，日本兵就用洋商经理处栈屋内的煤油或汽油，烧死了许多老百姓。
“在我离开北平的几天以前，另一在山东服务的教会团体的司铎，也到了北平。据P博士讲，他曾报告发生于他们周围的许多暴行，简直和南京方面所泄露出来的情形一样。侮辱妇女的事情不限于住宅和院子内，在街道上也是肆无忌惮，有一次，一个日本官员曾因此殴打一个外国牧师。山西方面，在十一月间，日军的进展已告停顿，前锋抵平遥南郊，距太谷约三十里。两面的山地则为半独立的流动部队以及直属八路军的部队所控制。不断的袭击使日军陷入慢性的不安状态，但也使日军对于留居在作战区域内可怜的老百姓，时时采取报复的行动。
“日本兵不懂得用煤的方法，因此有许多中国人的财产，受到不必要的破坏。日本兵除木料之外，显然不知道其他东西可以引火，即使有大量存煤，他们也弃而不用。于是他们向各村镇搜索木料，毫不考虑其来源。所有门、窗、木柱、木筏、桌子、长凳、农具，以及各种木料，都给日本兵捆载而去，做煮饭或取暖的燃料。保定一个城门口，整天整夜放着大火焰，情形非常浪费，任何木制的东西，只要可以拿到，都认为是合法的引火物。
“我离开北平的前一天，听到一件最残酷的事情。八路军某部队突然出现于离保定不远的铁路旁，召集附近村庄上的老百姓，破坏路轨。工作的成绩非常美满，石家庄和北平之间，整整有六天不能通车。（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从法文北京纪事报上看到的，但新政府的外国文机关报在两天以前还完全否认。）后来路轨是修复了，实力相当雄厚的日军开到出事地点。他们先光临一个村庄，最初似乎并无特殊的目标，不久以后，他们却围捕两百个男子，拖去枪毙。过了若干时候，惊怖的老百姓逐渐回到家中，日本兵突然又出现，捉去强健的壮丁六十人。据说他们是要给日本兵去烧死的，但在准备行使火刑的时候，情形相当混乱，有人乘机松绑，使大家脱逃。日本兵于是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
“据报告者称，他乘平汉车更向北进时，看见铁路旁的一个庄子，正火焰沸腾，包围四周的日本兵，一见庄子内有人逃出，就开枪射击。经过详细的诘问后，我有一位接近的中国朋友（过去七年内我们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确信那一个庄子必定是他的岳父母和其他亲戚所居的庄子。某国使馆人员也接到一个报告，据说在那一带铁路附近所有的庄子，统给焚毁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军官一人和陆战队队员一人，驾车驰往上海西郊虹桥中国军用飞桥场附近，被击身死，于是上海和扬子江三角地带，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中国军队在八月间采取攻势，想把日本军队逐出公共租界的根据地，这努力是失败了，中国军队一面屡次移动阵地，一面继续抵抗日本海陆空军立体的压力，直到最后因日军已完成包抄的形势，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十四日从上海附近撤退，中国军队这种英勇的失败以及英雄的抵抗，便是扬子江区域内战争的特点。
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广大面积内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后，继续推进，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日军急速向前推进，跨越中国人口最稠密地方最安闲的一个区域，凡铁骑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这一章所搜集的几篇报告，很忠实地描写出悲惨的轮廓。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有几次去过那些地方（在占领以前及占领以后），据他审慎估计，这一次扬子江三角地带战争的结果，至少有三十万中国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一部分是惨遭屠杀的。他说，日本兵强迫老年人和孩子运送重量过大的东西，等他们力竭倒地时，日本兵就用刺刀斫戳，掷入路旁的小沟里。日本兵对于已死的人也要加以虐待。日军所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坟墓被发掘，棺木被焚毁。据他观察的结果，认为日军向南京推进时，曾采取一种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一位英国记者赴松江（上海南三十里）视察后，曾于一月十四日致电伦敦，报告具体的事实如下：
“松江以前曾经做过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时的总司令部，是沪杭路上一个繁盛的县城，现在却呈现着满目荒凉极度破坏的景象了。接毗的市廛已为轰炸所毁，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断垣残壁，焦土灰烬，这真是可怕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十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来。
“松江的情形正可以说明上海南京间广大繁荣的三角地带内的整个情形，并且也正可以表示这是历史上人口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一个区域，但谁也不能够答复这问题：他们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境地？从上海到松江这三十里路程的范围内，宛如一片沙漠，但见未经收割的熟稻，倒在田里发霉，焦黑的废墟毁去的村舍，点缀着沿途的景色，可怖的臃肿的野狗还守望着原来的田园。
“路上遇到许多队开回上海的日军。那些日本军队都满载而归，看上去非常有趣。战马拖着黄包车，车上装满了箱笼皮包，日本兵却骑着驴子、黄牛甚至水牛，活的猪猡缚在炮架上，劫掠队一路所搜获的大鸡小鸡，也随军带来。有一处，我看到日本大批的辎重车辆和几尊野炮。同时我又看到几千箱的啤酒瓶，已给日军喝空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是京沪路上一个山明水秀的城市，离上海约五十哩，除铁路以外，还有几条新筑的公路可通。凡到中国来作简短旅行的外国人，都知道苏州。平常的人口约有三十五万人。自中国军队退出上海附近后，事实上未经设防的苏州，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陷入日军的手中。
下面关于苏州情形的一篇报告，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原文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内。编者曾有这样的按语：“本文作者已侨居中国三十五年，姓名不便宣布，他目睹日军的恐怖残暴行为，所以他的报告异常真切。”原文如下：
“十一月第二个星期内，日机开始向苏州市区投掷高度爆炸性的炸弹，于是美丽古雅的苏州城所有三十五万居民——年老的年轻的和残弱的，面对着令人厌恶的野蛮势力，成为无法挣扎的可怜虫。
“巨量的炸弹从天空撞击而下，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石和泥灰，不断飞腾，好像一道道的瀑布，这真是骇人的景象，可怖的疯狂的场面，使我们不敢正视，不敢留恋。日机整天在头上翱翔着，投下死亡的礼物。
“轰炸的最初几天内，惊怖欲狂的苏州居民大多数躲避到防空壕里。后来因为空袭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便讨论继续躲避在防空壕里呢，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照常工作，结果我们决定照常工作。
“十一月九日，日机散发传单，提出警告，谓三天以后，苏州全城将遭更猛烈的轰炸。那是可能的吗？我们已经是住在事实上的地狱中了。古老的苏州城将被毁灭，这一个警告，使我感到现实的太可怕，使我无法以适当的字句来形容不久就要出现的悲剧。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带了很少的行囊，离开他们的故居时，我觉得凄怆万分，这一种情绪我是无法传达给你们的。
“民船、黄包车以及其他车辆，此刻都没有了，大部分的难民必须徒步奔逃。我和另一同伴在事前曾经从中国军队方面取得民船两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便设法把第一批难民用汽艇拖往广福。我立刻重回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