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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1966年4月，中国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杯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
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打倒了中央总书记、党的优秀思想家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
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
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象1967年的那样有意思，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议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
国民党由于依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党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毛泽东发动动乱的实质所迷惑，象刘少奇这样一位忠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动派”，但是，在蒋介石看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党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对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石统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命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
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举而结束了。
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1946年的“宪法”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因为1948年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一切行动。这一“临时条款”
还允许总统和副总统超过宪法第47条规定的两届任期而重新被选举，而且，它还给予总统宣布“中共动乱期”结束的唯一权力。
事实上，直到蒋介石去世，他从未这样宣布过。但是，如果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好运把他和他的政府带回到大陆的话，他很可能会判定，在明显的抵抗结束多年以后，“动乱”并没有过去。
事态发展的这一状况自然会产生许多异常的和不公正的现象。
其中最致命的一个事实是，台湾的大多数居民被统治在他、们没有参加制定的法律之下。就此而言，“中共的动乱”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台湾的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说：
自21年前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台湾以来，任何企图指出这一事实，即国共之间的战争已变成唇枪舌战而不是军事战争，并且，这种局势已变得相当稳定了；企图促使政府面临并接受现实；企图要求政府使局势恢复正常并恢复国内自由；企图建议台湾的政治前途应根据自决原则由台湾居民来决定，所有这些企图都被政府当作天大的冒犯并作为叛乱来处理……。
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