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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纯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
少数完全坚持自己思想观念的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这些共产党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并且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导。但是什么是国民党自己要做的呢？什么是国民党自己所确切主张和坚持的呢？
孙博士的三项原则——三民主义——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由于中国语言的特点，使三项原则本身的确切含义显得含糊不清。
第一项原则——通常被解释为民族主义，在中文里其字面含义是种族，而更广泛的含义则是强调国家的团结统一；第二项原则通常被称为民主主义，它有着两个类似于第一项原则的中国汉字：民权，意思是人民的权利；至于第三项原则“民生”，它有时被描述成社会福利或社会主义，并且孙博士本人就曾论述说它并不比共产主义逊色，但民生的字面含义无疑更接近其原来的精神。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象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三民主义乌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则把这一大纲称为“国民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共产主义者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入更高的国民党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作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俄国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学员们肯定都被相互对立的学说弄糊涂了。共产党人在给学员讲课时带来的是热情和苏维埃式的作风，国民党则有很多人忙于宣传孙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国民党这一边，已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不统一的迹象。
军校的政治委员廖仲恺代表了左派，他们热心于同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的合作。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是中间派人物，他最先组建国民党，支持与俄国人联系，是因为孙博士倡导这样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汉民则公开反对这样做。
蒋介石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使其同事们颇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满腔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他从俄国回来后改变想法这一事实几乎无人知晓。
孙逸仙忽视了蒋的具有相反意见的赴俄考察报告，廖仲恺也未重视他的来信。这时，他还未决定公开反对共产党人，他仍然亲近地同俄国人共事，特别是加伦将军。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阵线中的一员。
军校的资金很缺乏。因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穷。
当时，云南和广西的两支军阀部队占领着广东，他们被认为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曾帮助孙打败了陈炯明。事实上，这两支军队的司令杨和刘对革命并无特别兴趣，只想饱肥私囊。
与其它地方的大军阀和土匪一样，他们也非法强征税款，而且从富裕的地方商人那里敲榨勒索。孙的税收法和实施权力是有限的。杨和刘对黄埔军校持敌视态度，因为这所学校正在训练一批似乎要给这些军阀制造麻烦的军官，所以，他们继续为自己大肆进行掠夺。
孙仍不能得到海关税的收入。北京政权拥有获得在付完庚子赔款后的海关剩余收入的权利，而这是被与此利益相关的各国列强们所承认的。1923年春天，孙博士曾要求允许他的政府获得广东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拒绝了孙的请求。
同年11月，孙公开宣称他将通过武力夺取海关收入的余额。列强们在英国的煽动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强大的国际联合海军舰队开赴广东，孙博士义愤填膺，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如果列强们不帮助他，他将转而求助于苏俄。
当英国工党政府于1924年1月上台执政时，孙的希望上升了，并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贺电给拉姆齐、麦克唐纳，但麦克唐纳没有承认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正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久，列宁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国民党发出了一份电报。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热情谢电，不过，从心理角度上讲，这种气氛并不可能更有利于与莫斯科合作。
广州的商人以特别的厌恶眼光来看待孙的“中央政府”，这不仅是由于孙的权力机构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于孙的政府正在和国内外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合。商人们于1924年5月威胁说：如果向我们征税，我们就罢市。
几星期后，使人不安的报告送到了孙那里：商人们正在武装一支9000人的私人军队以反抗孙的政府，一艘载有9000支来福枪的挪威船只不久将驶进广州港。这一新的挑战打断了孙的演讲计划，怎么办？他所信任的大部分军官正忙于他事，这使得孙转而起用蒋介石。
接下来发生的这场危机颇有喜剧色彩。蒋毫不妥协地派他的全副武装的军校学生登上挪威船只，将来福枪转运到军校。
商人们继而进行罢市，蒋则通过宣布实行戒严法来进行反击。
此时，北京发生的混乱事件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孙的注意力，他准备开始发动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孙缺乏资金，而商人们却有很多钱。
这时，背信弃义的杨（“友好的”云南军队的首领）夸下海口：如果将来福枪还给商人们，他将负责从他们那儿征收100万元（中国银元）的罚金。
这不是那种蒋介石感兴趣的建议，蒋坚决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不要相信这些商人。
这时英国驻广东总领事也插手了这件事，看来，如果激怒商人，英国皇家海军有可能炮击中国军队。
孙怀着不安的心情于9月9日写信给蒋：“广东现在是死亡之地，英国可以用舰队炮火将我们的司令部化为灰烬，‘永丰’号军舰和黄埔军校在炮火下也同样不能幸免，”
在东江，陈炯明发动了新的进攻，云南和广西的军队也是不顺从的和贪婪的。
孙中山在给蒋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去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进行征罚性的讨伐。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去战斗。用战场作为我们的训练学校，这将产生惊人的收获。我党同志决不应犹豫不前。”
战斗——甚至用北伐的形式——这并非蒋的爱好。当孙将其指挥部和部分忠于他的军队调集到惠州并委托胡汉民为名义上的军事指挥官时，蒋静静地呆在黄埔进行对抗。
孙要求蒋前往惠州增援，蒋则通过电报不停地质问孙为什么。10月9日，孙回电给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