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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色愈发难看，我虽然不记得此处史实，也猜得出被非议的“朝廷重臣”是谁。 “皇上，韦云起熟知契丹、突厥之事，又有领兵之才，臣愿一力举荐。”裴矩说。 “列位爱卿，你们看呢？”我说道，眼睛却看着虞世基和裴蕴，他两个是聪明人，立刻说道：“臣等附议。”苏威、杨玄感、樊子盖等自然也表示赞成。我便说道：“既如此，明日宣韦云起见驾。契丹之事既已议决，高句丽之事该当如何？” “臣有一策，献于皇上。”苏威说。 “首辅请讲。” “高句丽之南，有百济、新罗，素与高句丽不和，臣意，可遣使通好，互结友盟，使其在南方以为牵制。” “不然，”说话的是虞世基，“百济、新罗，皆为无义之邦，不可倚恃。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八年），先帝起兵三十万讨伐高元，百济上表自请先导，然未遣一兵一卒。大业三年（公元六零七年），百济王余璋派遣使者朝见皇上，请皇上出兵讨伐高句丽，然而去年大军出征，百济又无一兵一卒助战，如此言而无信，岂是可靠的盟友？”虞世基说的，倒是实情。 “臣倒以为，苏大人之计，不妨一用。”裴蕴说，他和虞世基从来是一个鼻孔出气，今天突然唱起反调，倒是稀奇，难怪苏威和虞世基都会面露诧异之色，“百济、新罗固无信义，然其地在高句丽之南，又非高句丽的敌手，恐惧之心，无日不在，一来，不敢轻易惹高句丽，二来，却是日日忌恨。而高句丽也素有亡百济、新罗之心，只是数十年与我为敌，不能南下而已。开皇中，高元闻百济有通好大隋之事，曾侵袭百济。百济、新罗最虑者，我与高句丽，或息干戈，或高句丽占优，据有辽西，必抽身南下亡其国。我若通好，两国必然应允。即使他们不能真成膀臂，然高元闻得结盟事，必起疑忌，分心南方，辽西可得减压力。纵使一无所用，我不费一兵一卒，于我亦无损。”裴蕴分析的更是头头是道，一班大臣听的，全都点头称善。我一直鄙薄裴蕴的人品，不过对他的才干，却是欣赏。当下决定遣使通好，再无异议。 接着，裴矩建议辽河屯垦，兵民结合，共设二十卫府，男丁和则务农，战则持戈，每卫设步兵五百常备，以一校尉指挥，皆设堡寨；于仲文、李子雄领两万骑兵分驻辽西郡城及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中）两镇，以作机动；遴选干吏，领五千精兵守辽东郡城；沿辽河东岸起五百里木栅以阻骑兵，每二十里设烽燧一座，巡卒百人，而辽东至辽西四百余里，每三十里设烽燧一座，巡卒五十人，遇警则燃烽火。 当下诏命李密为辽东郡太守兼郡丞—非常时期，让他军政一把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并任总务辽东屯垦使，划辽河以西九十里地，皆为辽东郡辖，辽河烽燧二十六座、辽西辽东烽燧三座及屯田卫府十二所，俱由其管辖；李子雄兼总务辽西屯垦使，管辖屯田卫府五所及烽燧九座。 第二天，我接见了韦云起，他果然干练，说起契丹之事，可谓了如指掌。 “契丹当辽西郡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今内蒙古西辽河）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互不统属，相互攻伐，善射猎，好为寇盗，不时劫掠我辽西。其西南有奚人，旧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而同类，东胡之种也，俗与契丹相类，分为五部，每部俟斤一人为其帅，常与契丹相争，或寇我渔阳、辽西。契丹之西，又有霫人，其类亦近契丹，而开化尤不及。契丹之北有室韦，东北有靺鞨，东则为高句丽。魏时，契丹曾有部落依附高句丽，不堪欺凌，开皇中内附。而今契丹、奚及霫人皆附于突厥。开皇中，为削突厥，先皇曾经采纳裴矩及长孙晟大人之策，结纳三族。然三族皆重利轻义，于突厥，时叛时附。” “朕若托契丹事于卿，爱卿欲何为？” “分而治之，彼此牵制。” 我点头称许：“爱卿之言，甚合朕之心意。朕今就委你正四品契丹防御使。” “臣叩谢皇恩。” “韦爱卿，朕却只能交给你六千兵马。此外，朕还打算让突厥出兵一万助你。” “皇上，突厥启民可汗逝后，始毕可汗之不臣之心，已见端倪。” “正如此，朕才要他出兵。对突厥，朕倒觉得爱卿‘分而治之’之策，正好可用。”
第二十七章 东北喜讯
十月十五，宇文述班师，诏复许国公爵位，与杨义臣等皆有封赏。 不过，宇文述刚回到东都，我就不得不再度派他出征—西北的薛世雄被吐谷浑和党项羌的“游击战”袭扰得疲于奔命，无奈之下，我只能倚重这位老将，命他歇息五日，领兵两万，再度出征。 而就在宇文述回到东都的当天，另外一路大军又沿着他们的归途出征了。 这支大军，就是契丹防御使韦云起的六千兵马。 沈光被我再度派了出去，担任着六千兵马的主将—韦云起到底是文官。我一直想重用他，却不能让人说他是借助妹妹一步登天。他必须建功立业，而对武将而言，建功立业最好的地方就是边关。 副将是朔方郡（今陕西榆林以西与内蒙古交界处）鹰扬郎将梁师都。下面四位偏将，分别是马邑郡（今山西朔州）鹰扬郎将刘武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校尉薛举、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和杨积善—杨玄感的胞弟，挂了个校尉的虚衔。每人领一千人马。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韦云起和沈光，是绝对可以信任的忠臣，其他四位，却都是《资治通鉴》里写明了的“反贼”。 其实这恰是我的算计，这几人尚无反迹，是不能杀或者抓的，而我分析过，他们造反的地方，都是他们多年任职的地方，关系盘根错节，颇有根基，而我现在把他们调去辽西，所辖部队却是朝廷另行调配，正是“调虎离山”，趁机剪除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再者，这几个人虽然都是“反贼”，却都是各干各的，甚至互相争斗，是绝对不会合作的，又有韦云起和沈光替我看着（我已经暗中有所嘱咐），想来是造不了反的。他们手下的士卒，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与他们素无瓜葛，而沈光亲领的一千人，倒有大半是和他一起去过江南的“死忠”。 出征前，我特地让杜鹃和小丫头彩云—就是新近搬了和沈莺同住的宫女—陪沈莺回了趟车骑将军府，为兄长践行。 大军到了辽西后，奉命在辽西与辽东郡之间筑建新城（今辽宁阜新），新城周围百里方圆，划为燕郡，以韦云起兼太守，沈光兼郡丞，两千人马驻新城，归北京留守张衡行政。新城之外，沿与契丹相接的边地筑起四座营寨，由四位偏将驻扎，辖境内屯田卫府三所及烽燧三座，由韦云起兼总务燕郡屯垦使。 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出乎我的意料。 宇文述回军时，带来了被俘的粟末靺鞨大酋长达隆的儿子达荣，我下令以王子之礼礼遇。 过了没有多久，张衡传来消息：达隆派遣使者到辽东郡请罪，请求“内附”，并开恩发还其子。李密不敢擅专，向张衡请示，张衡立即派人进京汇报。 内阁商议，自然认为是件好事，裴矩更是力主结纳：“靺鞨与高句丽，本非同族，粟末其地为高句丽所占，素有不和，屡次犯我辽西，不过其性好贪，希图抢掠财物，若可使其归顺大隋，不啻断高句丽一臂。” 当下许粟末部内附，仍据其地，设渤海都督府，以达隆为渤海都督、渤海郡王，其部一切军政事务，悉听其自理。唯不许再侵扰辽东辽西诸郡。许与内地贸易，开边市，以其牧马、渔猎诸物换粮食、布匹、铁器等。不久，放达荣回粟末，不过这小子在洛阳呆了不过一个月，居然看上了一个姑娘，这小子虽是粗鲁，外表倒也一表人才，见了心上人的“穷追猛打”，也非汉家男子所能有，我见那姑娘也无拒绝之意，索性封达荣渤海郡王世子（他本是达隆大老婆生的长子），给他俩完了婚，册封那姑娘为世子妃，正五品诰命夫人，准备了一些嫁妆。达荣自然是感激涕零，指天画地表示“矢忠于大隋”。 达隆这一开头，不过两个多月，伯咄部、白山部也都请求内附，我自无不准，封伯咄部酋长“莫吉都督、莫吉公”，白山部酋长“安东都督、安东公”，这两部没有粟末部强大，所以只封了“公爵”，其他倒是一切与粟末部相同，自理内部事务。不过这两部都在粟末部以东，故而难得互市之利，只能每年求些赏赐，我却小气，每年只按朝中“国公”的礼遇拨给俸禄，换做等值的“奢侈品”“赏赐”。饶是如此，他们已经是欣喜。 不久，达隆联合伯咄部、白山部从高句丽夺了扶余城（今吉林四平一带），就把扶余城改名龙泉城，开设都督府。而我派出的使者也到了新罗、百济，结成同盟。如此一来，高句丽又要防范南方，又要安定北方，对辽河的压力自然大减。扶余是高句丽的“祖先之地”，此番被粟末部夺去，国内一时大震。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十月十八，我又在御书房中，已是二更的时分，却依然无法安歇。 在齐郡的张须陀和余杭的窦建德都给我发来奏报，所涉及的官员贪墨渎职之事，堪称触目惊心。我愈看愈惊，早已经忘了是什么时间。 许安在旁伺候着，沈莺给我端来已经热了第三道的饭食。她看看许安，许安对她轻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 沈莺怜惜地看着我，咬咬嘴唇，终于鼓起勇气：“皇上，该用膳了。” 我听到她那如黄鹂般动人的声音，此时，这大概是唯一不会令我动气的声音了。 我摇摇头：“朕吃不下。” 见我并未生气，并且理了她，沈莺的胆子也大了一些。 “皇上，吃了东西，才更有力气处理国家大事啊。” 许安受了她的鼓舞，也在旁帮腔：“是啊，皇上要保重龙体，大隋不可以没有皇上。”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关心我的人，这皇宫里、朝堂上，想讨我欢心的人不少，真的关心我的不多。 我点点头：“既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