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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副无奈的摇摇头：“谁说不是？”
我向长孙无忌小声说了两句，长孙无忌掏出几十两散碎银子：“麻烦村副将这些许银钱周济村中几乎贫苦。”
村副感激地说道：“大官人实在是好心！”
别过了村副，我们走在回船的路上，我小声对沈莺说道：“若非你提及，朕真的要以为家家太平了。”
回到船上，我和长孙无忌、岑文本商讨救助孤寡鰥独之事。
第一件事情很好办，就是让宇文成都派了一名侍卫，带着圣旨赶赴梁郡的衙门，将三叔公的次子以“侵占田产”的罪名，处以“杖五十”………看在他家里请客吃饭的份上，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再说，我吃饭也是付了钱的，勒令其退还寡妇田产，并补交几年来积欠的粮食，并加罚一倍。当然，寡妇自己耕田的确困难，所以仍许三叔公的长子代耕，但必须每年给四百斤粮食………二十亩地给四百斤并不算多。
但是其他几件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我原本决定，让“义仓”在平常年景也可以开仓，给贫户放粮，但长孙无忌和岑文本都表示反对………“义仓”是备荒的，如果随便就可以放粮，一来，某些人可以借机中饱私囊………对于遍布天下的“义仓”，官府很难监管，硬要监管，反而可能出现地方官与某些人勾结；再者，对“贫户”一旦界定不妥，可能出现该领未能领而不该领却领了………我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低保”中的某些现象，的确是不能不虑；第三，可能会“鼓励懒惰”，不利于生产发展；第四，如果真到了荒年而“义仓”无粮，会影响国家的“和谐”。
我于是又提出免残疾人的徭役，这当然是“善政”，岑文本表示赞成，但老成持重的长孙无忌又表示了担忧：对于盲人、肢体缺失的残疾，还好界定，但是聋哑人应该是可以从事生产劳动的，而“痴愚疯癫”，却是最难鉴别，难保某些“刁顽之徒”借机作伪………长孙无忌的话有道理，就是二十一世纪医学发达，在“精神鉴定”上也经常争议………有呆傻等精神病可以不用坐牢，没有的就会判刑，所以嫌疑人中的确不少装疯卖傻的，而被害人一方又往往对真的精神病人也会质疑，更何况在一千多年前的隋代？
长孙无忌的意见，既然国家的徭役并不重，倒没有必要再自找麻烦。
事实也是如此，我不可能在公元七世纪建立起“公平社会”，更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长孙无忌提出，不妨采取“敬老”的措施：按照户籍记录，年八十以上者，无论男女，均赐“从九品散官”，享受朝廷俸禄………那个时代能够活到八十岁的人寥寥无几，对国家财政并不会造成大的压力；年六十以上者，每人每年可以领取百斤粮食、一千钱的“补助”………这个负担对国家而言也不算重；无子女者，鼓励老人将田地交还给官府重新分配………以前实行人头税，虽然不公平，但六十岁以上者就不必承担赋税，现在实行地亩税，虽然整体上看更加公平，但如果家里只有老人，却还要缴税，对于孤寡老人而言，局部上却反倒更不公平了，官府则每年按上交田亩每亩另外拨给二十斤粮食、二百钱，没有了土地，自然不用再缴粮纳税。
寡妇的事情却难办，当时的社会，虽然不反对寡妇改嫁，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寡妇不能不考虑的………三叔公那个堂嫂不改嫁，就有这个原因………土地。朝廷授田，是按照“户”给的，男女都有份，可是一旦男人死了，女人如果改嫁到远处………也不一定很远，可能就十几里地，问题就来了………地是带不走的，并且就算能带走，官府和村民也不答应………对官府而言，两户并一户，地就超了，对村民而言，你改嫁与我们村已经没有关系了，怎么可以占着地？可是这些寡妇也有难处………嫁过去，如果那家地不够呢？在人多地少的地方，这是很可能的。再说，寡妇往往拖儿带女，孩子又没有长大，不可能让他们继承亡夫的田地，可是带到新夫家，难免显得地少人多，孩子也难免更受歧视。
我们三个脑袋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
议妥之后，由岑文本执笔，将所议写个“草案”，叫人带回东都，由监国和内阁略加修改，颁布实施。
第一百八十七章 微服出巡5
由梁郡而下，路上走了十天，才到了广陵府，也就是江都………现在的扬州。
扬州是一方都会，得盐、河之利，在当年，繁华犹胜于杭州（余杭府，南京留守不再代管江南东道后，道治便设在了余杭）。
不过，我于扬州，心中终归是有一道挥之难去的阴影。反正江都宫已经做了学宫，便在城外码头旁寻了处安静的旅馆，包下暂住。那玉书是在扬州长大，便做个“导游”，引着我们在扬州盘桓了一些日子。
广陵（扬州）城中，当时虽然还不曾有“二十四桥明月”，但当地富庶，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却是有的，城中颇多经商大户，那宅院所修，就是东都一些寻常权贵，也比不上。
然而广陵城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沿湖沿河，很有些有钱人的“别院”，但更有成片的棚户区，其实这些房子，倒也并不是不堪入住，只是与那些富商宅第一比，反差着实太大。
广陵，因为交通便利，当时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中心，不仅盐铁漕粮由此转运，还有一些纺织、刺绣的“工厂”。
岑文本和长孙无忌都有些愤愤不平。
但是愤愤不平与愤愤不平却又不同。
“商人出身卑微，靠夺占国家所得之利发迹，炫富耀贵，不知收敛，着实可恶！”这话，是长孙无忌说的。
“商人与工匠走卒，相去未免太过！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尤为可恶者，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巧取豪夺。”岑文本所感，与长孙无忌又有不同。
我心中一笑。那长孙无忌是“高贵”的关陇贵族出身，难免看不起出身比自己差的商人，其中还带有几分妒意。而岑文本，则是旧梁故地的下等士族………比庶族也就高那么一点，感触与长孙无忌又不一样，多少还有些底层的“草根思想”。
但是我却不这么看。
贫富差距是事实，但是限制工商绝不可取。
那些棚户里的百姓，固然在被“剥削”，可是如果“剥削”没有了，他们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广陵也是人多地少比较突出的地方。而且，棚户里那些“工匠走卒”，其实日子比一般农夫，还要少胜一些。
我觉着，中国之所以在十七十八世纪落后，在十九二十世纪受人欺负，就是因为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萌芽”。
轻商，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的。
我试图改变轻商的文化，这样，也许可以改变未来东西方的命运。
大隋可以没有，中国必将存在。
“商人只要依法经营，炫富耀贵，倒无不可，国家由商得利，已占年入近半，倒不该说商人无功。至于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商者固然有过，而官吏之过尤甚，朝廷既然是设了官职，便该尽心尽职，不可懈怠职守，更不可官商勾结渔利！只要吏治清平，自可去弊存利。”
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长孙无忌和岑文本自然不好再说。
离开广陵，过江便是南京，又是一个大都会。
更重要的，是南京有着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厂。
本来，隋的战船，大多是在东莱建造的，但是随着朝廷建设“大海军”，东莱的造船能力显得不足，于是在南京建起了一座新船厂。
这里，集中了大批优秀的造船工匠，更重要的，是我将“规模化”引入了造船中，“统一设计、统一标准、规模化施工”，大大提高了造船的效率，也降低了造船成本。
所以，我特地“秘密视察”了南京的船厂。船厂是重地，一般人是不可以随便出入的，不过这当然难不倒我，我有工部“七品巡视”的头衔，既不会惊动因应天府尹这样的高官暴露身份，又足以在船厂畅通无阻。
在南京的船厂，三艘排水达到六百吨的“巨无霸”正在建造中………未来南北东三大水师的旗舰。
正月，监国杨侗代替我在东都接见大臣和各路贡使。
皇宫里的消息，仍然是皇上身体尚未康复，在皇后的内宫中休养，每天，御医都煞有介事地跑上三趟，而杨侗每日早晚“觐见”两次，“我”还不时在内宫“召见”尚书左仆射张须陀、内史令虞世基、纳言裴矩这样几个朝廷重臣………当然他们是知道我的去向的，有时还会发出几条“手诏”………一切都只是为了传递一条信息：皇上在宫里养病，但是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处理国事。
一切都是为了安定。
而我，则在南京度过了大业二十四年（公元六二八年）的春节。
过了正月十五，我们离开南京，沿运河一路南下，经吴郡到了余杭府。
西子湖，当然是要去的，已经到了农历二月，江南也已经是一派春意。
当然，还有沈莺的老家………吴兴，虽然这里已经没有沈莺的亲人了，沈子方和沈光都在东都，但沈莺母亲的坟还在。
在余杭，我还秘密接见了几个大臣………闽海总督褚遂良、安闽中郎将裴元庆、东海水师大将军张镇周都接到密旨，轻车简从来余杭见驾。
从他们那里，我详细了解了流求………台湾郡、小流求的情况，也知道了林那“私自”出海，苏定方随后跟进，已经占据了几个小岛设置流南巡检司。
我于是给褚遂良下了密令………开发吕宋。
当然，那时候是没有吕宋这个称呼的，我“御赐”了“利隋”的名字。
二月初五，离开余杭，返回东都。
回去的时候，可比来时快多了………离开东都已经三个多月，“病”也该好起来了。
三月十五日，宫中传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