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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薛仁贵不干，抛弃自己的袍泽弟兄？这怎么行？
商议过后，林那也不得不决定先撤到海边再做计议。
回到港湾，薛仁贵建议回大陆，但是林那不肯，他不甘心。
经过一番争执，两人总算达成了妥协。
薛仁贵带着汉军、部分新府军和病患乘船回大陆，疫病看来对闽越人的影响要小些，林那领八百新府军，十来个翻译和几个随军医生留在岛上，建立一个基地。
薛仁贵把几十个患病的人和医生集中在一条船上，自己带着十名健康者上船照顾，并且命令船上的水手不能到底舱，而其他人不许上甲板，以免疫病传播。
几天后，薛仁贵的船队驶抵了先前经过的小群岛，在这里，遇到了张镇周的大队水师战船。
朝廷已经下旨：开发流求。曾经到过流求的张镇周，自然成为首选，已经被朝廷任命为“流求将军”，领厦门镇水陆两军，经略台湾，又封曾经到过流求的朱宽为从四品“招抚使”，随张镇周行动。而薛仁贵先前派回的两批战船，也已经把沿途所见，向上禀报。
此番，张镇周带了战船三十余艘，水陆军三千，以及翻译、医生等近百人。
然而两军相会，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薛仁贵病了。
不仅是薛仁贵，就是那条船上其他人，也已经又病倒了十几个………所有上船时还健康的士兵，甚至船上的几个水手………尽管他们不曾直接接触过患病的士兵，已经又有七八个士兵死亡了。
张镇周立刻命令，将薛仁贵的那条船驶回，途中不许上也不许下。而战船也没有直接靠上大陆，而是在厦门镇外一处无名小岛登陆。
在那里，张镇周建起了一座“后方医院”。
在闽的文武官员中，张镇周对流求最有经验，他在那上面打过几个月的仗，流过血。当年他的士兵，有许多也染上了疫病。
不过，正因为张镇周有经验，他准备的也更加周全。
张镇周挑选的医生，大多来自久居闽地沿海的汉人、靠海的闽越土著，甚至还有一些“昆仑客”（马来人），这些人对于流求的疫病，比褚遂良仓促挑选的那些医生，更能对症。
考虑到届时患病者可能很多，张镇周除了随军医生，还在厦门镇跳了一处荒岛，建起“后方医院”，之所以挑选荒岛，是避免疫病可能在大陆上传播。
张镇周也得到一个信息………闽越人似乎对岛上的疫病更能适应。
当年陈稜、张镇周带的将士，大半是岭南人（大业六年征讨流求，是从义安郡，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潮州出发的），而此番的厦门镇军士，大半还是岭南人，一部分是久居闽南的汉人，从经验上看，岭南人比薛仁贵带的江南、中原籍军士更能适应，但比起…闽越人似乎还是差些。
于是张镇周决定先在岛上驻扎，请褚遂良设法征召一千闽越人来助战。
当然，这段日子，张镇周也不会什么也不做。他请岛上的几百个土人吃了一顿饭，有大米、小米，白面、黑豆、猪肉……让世世代代只吃过鱼虾的土人一边流口水，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吃饭吃了一半，张镇周发话了，他带的翻译多，居然就有勉强可以和土人沟通的。
你们只要归顺，以后就可以用鱼虾换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教你们种粮，养鸡养猪，还可以教你们建大船替换你们那种一棵树挖成的独木舟，让你们打更多的鱼虾。如果不归顺，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会给你们两条船，你们把自己那点破家当都捡到船上滚蛋，漂到哪里看你们自己的造化，这里我们要征用。
这里离厦门六天，离南安七天，离流求三天的航程，可以泊船、补充淡水，是经营流求再好没有的中转站。
望望眼前丰盛的食物，再看看凶猛的“外来人”，土人首领很快做出了选择。
我们归顺。
事实证明，土人首领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两个月后，他就被朝廷委任为世袭的“澎湖寨官”，可以每年从官府领两石的粮食作为俸禄………这地方，给钱也没有用，土人连钱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此外，隋军还帮他用石头修了“寨官府”，虽然不过内陆寻常百姓家的样式，可是比起他原来的小草棚，那是要强得多了。
朝廷在这里设置了“马公屯”，直隶总督府，由龙海、南安两郡移民百户。设立“澎湖巡检司”，由厦门镇派出一名队曹（没有品级的下级军官）领二十五名士兵“维护治安，宣示主权”，顺带准备在几年后征收赋税。
顺便提一句，据考证，中国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但隋时江南种植，却仍以粟（小米）为主，大概是南渡的中原人带来的。为了提高江南的粮食产出，我在江南鼓励推广水稻种植，凡改粟为稻，可以在前两年减半纳粮。
而趁着战事不多………与和突厥、高句丽、倭国的战事相比，平闽、平吐谷浑，只能是小儿科，内政的革新，在灭蝗后更是稳步推进着。
我不是一个激进派，喜欢稳定。但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内心，却容不得我没有变革的想法。
大业二十年（公元六二四年）正月，在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龄等一干朝中“新进”的主持下，河南等六道全面推行赋税改革。
不过，比起江南温和一点的，是在六道，对大户土地，实行了朝廷赎买再分发给农民的原则。
当然，朝廷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所以，规定在十年内，通过对这些大户减赋税的方式进行“赎买”。
本着“受益者应当适当付出”的原则，新得到田地的农民，依其新分得田地的产出（有的是少地户，有的是无地户），十年内按百分之十二纳粮，超出的百分之二，一半归官府，一半归原主。
另外，作为一种妥协，朝廷允许大户人家“分户”，只要是已经婚配的子弟，均可分户，从而优先取得一份土地。
大户中的多数，特别是那些“大大户”，当然是贵族。
隋时的贵族，可以分三等。
最低一等，是南方“士族”，统一前南朝的贵族，隋是北方兴起的，统一后，南方贵族自然要低人一等。大业初年，杨广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方贵族的地位，但也有限，而我此前为了在南方“土改”，又刻意打压了南方贵族，并且得到了北方的关陇集团和关东大族的支持。所以，南方的“土改”，就没有北方那么客气。
南方“士族”中有一部分比较特殊………江汉地区的西梁（南梁的一个分支）皇族后裔，因为他们现在是“后族”，皇后的亲戚，所以江汉道的“土改”，不仅时间晚于江南，也比江南更温和更“斯文”。
第二等，关东大户。关东，就是函谷关以东，河南、河北、河东三道。这里曾经是东魏…北齐之地，在隋朝创立之前，北周已经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所以，关东的东魏…北齐贵族，自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这“土改”的第二招，自然奔着关东大户们去了。
但是关东大户中也有另类………河东贵族，这一类，虽然排在关东大户的队列里，却和关陇集团关系密切，沾亲带故，其中又不乏朝廷重臣虞世基、裴矩、裴蕴等。所以，本着“柿子先捡软的捏”的原则，这一轮并没有拿他们开刀。
最高的一等，自然的关陇集团了。西魏…北周…隋，可以说一脉相承，宇文、独孤、杨、李……要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可是不大容易，虽然我也做了一些“伏笔”。
关，就是关内、关中，陇，当然是陇右。
所以，在河东、关内、陇右三道，我只好先保持现状。
南方“土改”，我用北方平民出身的窦建德打头炮，北方“土改”，我用南方小士族出身的虞世南当先锋。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会很尽心。
二月，颁布“义仓纳粮诏”，规定每户缴纳收成的百分之二入义仓，以备荒年，官府如果“借粮”，必须在三年内归还，也可以通过减免赋税的方式偿还。老实说，纳粮这事，应该说还是古人老实，只要官府不压榨，老百姓并无隐瞒，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就不好说了。
三月，颁布“乡里推举诏”。隋，在县下设乡、里、村，各设乡正、里正、村正，多由村中大户担任，不免有勾结官府，鱼肉乡里的事情。而在城市，则设坊（街道）、里（社区）。
“乡里推举诏”规定，乡、里、村设正、副各一，虽分正副，但正管民事，副专管监督，“均可上书言事，并无隶属”，由当地乡民自选，每任两年，可以连任一次，“乡民不满者三有其一（三分之一）者，可免之重推”，“乡坊里村推举正副，在村不可为兄弟父子翁婿，在里不可同村，在乡不可同里”，“丁男年十六，可推举，受推者需二十上五十下，人品方正，未受刑罚”，“民不可自推，而视本地民舆”。正副需要“安民、抚民，襄助官府征赋充役，乡里义仓，酌其自理，而乡民可督之”。正、副不给薪俸，但任职期间可免赋税、徭役，更重要的，是受到乡里尊重。虽然实行民主在一千多年前是不现实的，但我还是试图在基层来个“草根民主”，事实上，中国古代，基本是“村社自治”，虽然多受宗族势力的影响，但既然有“自治”的传统，就有“民主”的基础。况且，我早在移民的“屯”里就试行了“民选”屯正（理民事）、屯副（理军事，移民的屯带有“民团”性质），已经有近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在农村，城镇也有一些举措。
首先，是鼓励工业发展，当然在当时主要是手工业。
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嘛。
还在征东突厥，我就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