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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评论家贝斯金就称赞它的”预言的、稚气的、悲剧的智慧”，依莎多拉以她”伟大的胸怀”和”对皇家剧院'文化'的反感，提醒每一个人，大剧院也是无产阶级的剧院”，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的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3日，”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在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正式挂牌开学。
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卢那察尔斯基后来不得不承认：“我们给予她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她个人生活全靠自己的美元……在那些日子里，依莎多拉。邓肯向我们贡献出她的全部精力、她的整个生命，她努力把成千的工人子弟聚集起来，教他们自由、优雅的动作，表现崇高的人类感情。那时我们只能从精神上感谢她，给她以微薄的协助作为报答，最后，满面愁容地耸耸肩膀告诉她，我们的日子太严峻了，达不到她那些理想的目标。”
卢那察尔斯基同情地劝解邓肯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邓肯在济明剧院首次营业，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庆贺圣诞节。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因为圣诞节的一场讲演被逐出了校门。
2马连果夫说”人人都喜欢叶赛宁”，这句话的含义是双向的。叶赛宁的诗人气质让女人着迷，而他女性化的温存与浪漫也使男士都渴望亲近他。这种潜在的两性特征既是叶赛宁如鱼得水的保证，又是诗人内心剧烈矛盾的根源。
这一段时间，叶赛宁的颓废达到了极点。他与马连果夫”牢不可破”
的友谊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裂缝，这个裂缝的起始点并不在邓肯，而在邓肯来莫斯科之前的1921年4月，趁叶赛宁去了中亚细亚，马连果夫拜倒在女演员安娜。尼克里基娜的石榴裙下。叶赛宁对马连果夫的”变心”
大为光火，他刻薄地叫尼克里基娜”小猴子”，并从和马连果夫长期合住的房间里分了出去。从这一点看，叶赛宁后来狂热地追求比他大17岁的邓肯，还不仅仅是看中了她的名望和身份，其中肯定包含了对马连果夫的报复。
叶赛宁的报复行动并非没有效果。马连果夫和意象派的同仁立刻作出了反应，他们试图拆散这一对国际情侣。有一回，意象派集团的某位要去波斯出差，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对叶赛宁绝对保密。
那天，叶赛宁急匆匆地跑到站台来和好友告别。在火车正要开动的那一刹那，他被大家举到了车上，坐在车里的好友伸手接住了他。其他人兴
冲冲地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看到他没有跳车，才放心地离去。
但是，这个计划并不能算成功。因为，叶赛宁坐到下一站罗斯托夫就下车了。第二天回到了莫斯科，而且干脆住进了普列契斯登卡街20号公寓，他的小包袱里只有两件衬衣、一条衬裤、一双袜子，大概这些是他的全部财产了。他笑着对邓肯说：“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了。”
朋友的干扰还是在叶赛宁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加上他当初”爱”上邓肯的复杂心理，叶赛宁喜怒无常的、外表如水而内心似火的脾性暴露无遗。虽然他说邓肯的家就是他的家，实际情形是他如丧家之犬，东跳墙，西越院，居无定所。在马连果夫那里，他就拼命地酗酒，醉醺醺地回到邓肯这里，他打骂砸抢，像一个魔鬼。
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她的手臂放在他的腿上，长长的头发披到了他的膝盖上。
“我的天使，你不能这样。”
“滚蛋！”这就是叶赛宁通常的回答。
“静一静，好吗？”邓肯更温柔地笑着。
“你让我怎么静？我怎么静得下来？”
“谢尔盖，我爱你。”
这句话到底触动了叶赛宁的心弦，他扑进邓肯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就像孩子向母亲倾诉自己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一样，叶赛宁用哭声表达心灵的冲撞、矛盾的纠缠和奋斗的迷茫。
3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的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
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玛丽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
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
所以，马连果夫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叶赛宁经常外出，彻夜不归。邓肯很有深义地送了他一块金表，希望他能够掌握好时间。叶赛宁似乎很喜欢这块表，总是拿在手里摩娑着，马连果夫在一本书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得意，在每个新来的人的注视下，至少要找两次机会把金表从口袋里掏出来，谈论一下时间。”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法国19世纪30年代款式的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看来，叶赛宁的心里只有表，没有时间。
依莎多拉。邓肯常常通宵达旦，等她的”天使”回家，情绪低落，忧心如焚，她开始靠”伏尔加”烈性酒打发漫漫长夜。
一天晚上，朋友们围住叶赛宁，取笑那只金表是”订婚礼物”，说邓肯一定在上面下了魔咒，借以拴住叶赛宁的心。
叶赛宁跑到邓肯的房间，二话没说，把表还给邓肯：“我不要。”
“怎么啦？他们说些什么？”
邓肯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叶赛宁什么也不说，嘴里还气咻咻的。
邓肯将表递过去，一字一句地告诉叶赛宁：“如果你真心爱我，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要管那些愚蠢朋友的胡乱说法。”
说着，她又将自己护照上的相片撕下来，妥帖地放入表壳里：“这样，我可以总是在你身边，有事就提醒你，你不要上他们的当。”
叶赛宁立时呵呵笑了起来，他吻了吻邓肯：“你说得对，我最爱你。”
过了几天，叶赛宁半夜从外面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又要把表还给邓肯。邓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这一回没有奏效。发疯的叶赛宁狠狠地将金表摔在地上，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邓肯许久还没有缓过神来，她愣愣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扭曲的表壳和散落一地的无声无息的零件，悲伤的洪峰冲决了灵府的闸门。
她慢慢弯下身去，从碎片中捡起自己含着微笑的相片，轻轻地抚摸着，然后又端端正正地贴在护照上，一边喃喃自语：“不，他是爱我的。”
41913年2月，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彼得堡市某剧团邀请邓肯前往演出。在尼吉拉耶夫斯基车站，邓肯、秘书什尼切尔、佣人让娜正耐心地等候着待发车次，叶赛宁赶来送行。
由于火车没准儿什么时候开，让娜在打盹，看书是什尼切尔的习惯，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他也不管。邓肯则在笔记本上兴致勃勃地划着纵横交错的线条，竭力向叶赛宁说明古希腊剧院中合唱队的作用。她在半圆形歌舞场的中心重重地写上”诗人”两个字，对叶赛宁说：“你也去吧，我们在一起演出吧。你一个人充当古希腊合唱队，诗人的节奏和舞蹈将造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场景，观众会如痴如狂的。”
叶赛宁高兴极了，连连点头。
邓肯顺手在笔记本上画起叶赛宁和自己的肖像来，那是一个快乐、温馨、进取的两人世界——邓肯早已渴望的。
“画得真好，你还有这一手！”叶赛宁赞道。
“这是因为心的流露，手是服从心的命令。”
邓肯一行下榻在列宁格勒的伊杜列斯特大街安格里杰尔旅馆。
房间冷得像冰窖，叶赛宁一天要摸好几次安装在屋角的暖气管，每一次那上面都是冷冰冰的。他缠着旅馆经理，硬是给换了一间房。走出5号房的时候，叶赛宁回头望了一眼。冥冥之中可能有一种默契，四年后，绝望的叶赛宁又住进了这间房，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和此刻生动活泼的叶赛宁迥然两样。
邓肯想了一个好办法给房间加温，她上街买了一个电炉，整天燃着，效果颇佳。有一天，来了几个美国客人，他们脱下皮大衣，谈得兴起，直到一股异味刺鼻，才发觉某客人崭新的毛皮大衣不小心掉在电炉上，已经烧了一个大窟窿。邓肯风趣地说：“比利时那位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诗人真是说得对，物质是有灵魂的。你瞧，这个共产主义的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美国代表提出了抗议。”
叶赛宁扭着邓肯的胳膊说：“你要是写诗，保准比我强，你真应该是个诗人。”
邓肯俏皮地回答：“看你那活蹦乱跳的样子，你应该是个舞蹈家，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就叫天生一对。”
邓肯在马林斯基剧院的第一场免费演出，火爆异常，观众主要是来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水兵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先锋战士。邓肯要秘书什尼切尔在演出前向观众讲述她的办学宗旨、她对欧洲的失望和对苏俄的向往以及她在这儿工作的美好前景。什尼切尔担忧地说：“那得花半个多钟头哩。他们是来看你表演的，不是来听我啰嗦的。”
“这不是啰嗦。他们有权力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在沙皇统治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