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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卖了，但那时我多纯洁啊，多热血啊，这么无耻的事干不出来。
进了场，见数万人无聊地喊，巨大的旗像乌云一样轮流压过头顶，每个人都伸出手去又抓又揉，集体淫亵。我百无聊赖，便歪着头看旁边的女孩写稿，她在笔记本电脑上飞快地敲，一看署名是“王语嫣”，我想这名字好抒情，不抄袭她一下实在是暴殄天物，于是掏出纸和笔想偷点料。那女孩啪的把电脑关上了，我七窍生烟。直到后来我们居然成了《南方体育》的同事，说起这段往事才一笑泯恩仇。
逼逼逼。裁判的哨声响了。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下半场双方互有守攻——我在当晚的稿子上是这样写的。后来于根伟弄进了一个球，虽然有拣死鱼的嫌疑，但拣死鱼也要讲究功力啊，不信你天天蹲厕所去，看看能不能拣到。这个球让所有人得意地掀起了人浪，所谓人浪，就是那些人看起来都是一副很浪的样子。
老这样浪也不行啊，容易出事。大概距终场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大批武警进入体育场，围着草坪脸朝观众站成一圈，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毕竟场上有十一个外国来宾，你把屁股对着别人是很不礼貌的。
武警同志们担心的是裸奔。那时满世界都在吵嚷着一旦出线，得来点裸奔什么的助助兴。我当时还写了篇稿子分析裸奔成功的几大要素，你得突破警察的防线然后跳下两米多的看台再从武警的人墙中突围，所以要有泰森的力量和刘易斯的速度。组委会还担心球迷去扒中国队球员的衣服，因为罗马夺冠后惨绝人寰的一幕还历历在目，全国人民都在看直播，你把郝董他们都扒光了，叫他们以后怎么做人？如果弄得有人羞愤自杀那就更不好了。
沈阳的10月已经开始寒冷了。我把头缩在衣领里，幸灾乐祸地等待闹剧上演。结果等到比赛结束，还是没看见有人光屁股。我悻悻地想：唉，你们这些东北人，怎么跟我这南方人一样怕冷。
那些警察和武警有些尴尬，箭在弦上，却找不到猎物。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有人都饿得肚皮贴后背了，谁还有力气裸奔。有人懒洋洋地往天空洒些纸屑，像敷衍一场简易的婚礼。
国家队的大巴从体育场驶出来，坐在前排的孙继海和徐云龙把脚搁得高高的，像君王般接受球迷的欢呼。我笑了笑。我原谅他们今夜的嚣张。
大街上挤满了游行的人们。在昏黄的街灯下，他们的笑颜让我想起祈雨成功的灾民。心底忽然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个夜晚，将会温暖许多人的梦境。
那晚写稿写到凌晨3点，忽然想起还没吃晚饭，和熟识的记者出去，经过广场，看见狂欢的人群已经像潮水一样散去，一些醉鬼拎着酒瓶呢喃，警察们开始善意地清场。
一地狼籍的纸屑和酒瓶。一地细碎的月光。我在那一瞬间知道，10月7日已经转过身，并且离去。（2003。9。23）
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
5月。上海城沉浸在温润的阳光里，车水马龙从钢筋水泥的阴影中穿梭而过。
曹杨新村。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拘谨地坐在太阳伞下，神情木然地守着破旧的小摊位。“喂， 买彩票。”一名手挎菜篮的妇女冲他嚷，中年男子像刚从梦中惊醒，缓缓扬起一张臃肿而迟滞的脸。
他叫张惠康。前中国足球队守门员。
十二年前，在汉城奥运会上，他曾英勇而敏捷地奋力抵挡联邦德国队的克林斯曼们一次次子弹般的射门。
一
我在烈日下疲惫且绝望地走着。
从抵达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必须找到一个人。我此行的任务是采访一项全国性赛事，每逢碰见上海记者，我总是急切地问：知道张惠康的下落吗？他们茫然地摇摇头。我黯然地想：一位退隐多年的迟暮英雄，就这般雁过无痕地消逝了吗？
但在我心里，这位80年代的亚洲最佳守门员依然身手矫健。在中国足球最耻辱的岁月里，他始终悲怆地独自把守着最后一道关隘。
当他神色凄凉地跪在草地上时，我们曾与他一同流着泪。
我执拗地想：只要张惠康还活着，我就一定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哪怕是大海捞针。几经辗转，我来到了曹杨新村。
沧桑风雨早已将张惠康的名气洗刷殆尽，这一带的人提起昔日国门时犹如天宝宫女说旧事。“张惠康在车站附近卖报呢。”一名服装店老板淡淡地说，眼皮都不抬。“侬莫非想去他的小店里买便宜香烟？”几名卖海鲜的女摊主朝我肆无忌惮地大笑，仿佛我是个傻子。
一位照相馆老板听说我的来意后，热情地请我到店里歇歇。他说他亲眼看着张惠康长大的，“阿康这孩子从小就不怕死，什么鱼跃扑球之类的惊险动作都敢做，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弄堂里的孩子们都很佩服他。”他说张惠康住曹杨六村，末了还补充一句：阿康如今已经有点傻了。
这句话像钢针般将我深深刺痛。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抽搐。
二
老态龙钟的中年男人像木偶坐着，恹恹欲睡。都市的繁华跟他无关。
我蹲在栅栏边，呆呆望着马路对面的他。
许多年前，少年的我也曾这般出神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如痴如醉地看他飞身扑挡疾风骤雨般的射来的足球。
苍茫岁月已将敏捷的身影吞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还能辨识出这个潦倒庸碌的男人？
暮色像一张大网缓缓撒下。张惠康慢腾腾地收拾着摊位，拖着手推车往住宅小区里走。我追了上去。
我说阿康我是你的球迷想跟你聊聊天。一丝亮色在阿康麻木的眼神中稍纵即逝。他平静而憨厚地笑着说，好呵好呵，说罢他佝偻着腰，手脚笨拙地将手推车搬进自家的小木房。
阿康扛起一张旧长凳，拉我到住宅区门口坐下。他转身到父亲开的杂货店里拿了一罐雪碧，硬塞在我手里，随后气喘吁吁地坐在凳上，不停擦着汗。我看见他穿着一件劣质的旧衬衫，腰间的皮带已经泛白，心中忍不住一阵酸楚。
我的许多话全梗在嗓子眼，只问：阿康，这些年还好吗？
阿康凄然一笑，说：很好，很好。
三
窗外，华灯初上。我和阿康坐在一家嘈杂的小餐馆里，相对无言。人来人往，没有谁认出这位昔日名声赫赫的国门。
阿康木讷、朴实，话极少。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阿康蠕动的嘴唇间或冒出一些零星的话语，像一位穷人伤感地回忆着多年前的一场盛宴。如烟往事像泛黄的日历渐次展开……1990年亚运会， 中国队在国庆之夜负于弱旅泰国队，之后全队解散；1991年阿康赴香港南华队踢球，在比赛中头撞门柱受重伤；1993年退役失业至今。
“那回我撞中门柱，感觉脑袋像被斧头劈裂似的，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医生告诉阿康，这是神经性脑震荡。为此他吃了整整十年药，直到现在。
阿康抖索着手点燃了一支烟，长吁了一口气。他说这伤其实不算啥，1987年为争夺奥运会出线权， 队友唐尧东顶头球时险些把眼撞瞎，那才叫惨烈。
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阿康的脸庞变得模糊而遥远。他说，我这一辈子都记得那届奥运会，那时我们丢的第一个球是克林斯曼打进的，他在禁区外晃过郭亿军，停了一下，我以为他不会射门，不料他拔脚远射，那球进得的确漂亮，我无话可说。
阿康痴痴地坐着，一脸悲恸，晦暗的记忆像藤蔓般将他绞痛。
可我知道，眼前这个一身赘肉的迟钝的中年人，是那届被布拉特斥之为“最没有进取心”的中国队中唯一的勇士。若非他多次救险，鼎盛时期的联邦德国队绝不止攻进三个球，而中国队末战逼平突尼斯队获得可怜的一分，也同样依赖他的出色表现。
我问阿康哪场比赛最难忘。阿康语无伦次地说：新加坡，卡塔尔。我明白阿康的意思，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杯外围赛上，最后一役只要战平卡塔尔即可出线，那场赛正是阿康把守龙门。可是“黑色三分钟”出现了……
阿康说，比赛完后我们都哭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就这么葬送了。
我在瞬间察觉了自己的残忍。面对一位大脑严重受损的退役门将，却一次次揭开他心底的伤疤，让他在记忆的废墟中努力地搜寻残骸。这是我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我沉默着。而阿康仍像祥林嫂般翻来覆去地说：我守门守得不好，真的。
四
夜色渐浓，饮食男女们像潮汐般散去，只剩我和张惠康坐在空寂的餐馆里。百无聊赖的女招待放着席琳迪翁演唱的《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阿康面无表情地坐着，两眼发直。我不知道，当年他含泪告别绿茵场时，心情是否像冰
海沉船般无助而绝望。
阿康几乎不动筷子。我难过地说：阿康，多吃点菜。他苦笑着摇摇头，我不能再多吃了，现在别人都叫我胖子，其实我在国家队时挺瘦的。 其实阿康离足球已经很远了。这些年他除了卖彩票就是看杂货店，他只知道每逢甲A如火如荼地开战时， 店里的顾客就特别少。一拨又一拨的申花球迷从面前匆匆而过，而他只能神情落寞地枯坐在柜台前，像个退休的老人。
但是足球仍是阿康生命的脐带，他常在夜深人静时躲进自己的房间，在英超意甲中独自沉醉，看舒梅切尔，看帕柳卡，看布冯。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阿康抑郁地说：要是不受伤，我还能多踢几年球。
今年春节时，八一队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