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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男女革命家都愿意把俄罗斯人民看成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是他们在教育、启蒙、培训人民，但在人性上，迷信、酗酒又俗气的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典范。我们是从托尔斯泰那儿了解到这种态度的。他首先从农民社会中了解到了关于生、死、工作和奉献的所有意义。在这份对人民的爱中，所有那些义务和善意的痕迹都被抹掉了，而每个个人的精神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某种原始主义的言行之上——那是一种孩子一样的状态。从最深的本能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人曾经完全摆脱过这种状态——哪怕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成年人。在我看来，这种对人民的爱还影响到了两性之间的爱，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后者的紧张和极端得到了缓解。而在西欧，一千多年来，两性之爱已经发展成了夸张的狂喜。（在俄罗斯，我只在一个地方看到过关于色情主义的东西，那是在罗汉王子的题为《莫斯科》的一系列重要的素描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各种各样的淫荡和放浪行为可能也会在俄罗斯出现，也许带有更加粗鄙的性质，但是，俄罗斯的精神生活一直很天真、很淳朴，而且带有孩子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更加“成熟的”国家的精神生活，后者注重的是个人之间的爱，那种爱具有更多的自我色彩。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观念”表现在与人民的血肉相连上，他们打心眼里觉得那是根本的素质，而不是理智、理性或文明行为的规范和要求。他们所有的狂热情绪都可以在人民那儿找到表达的方式，而且决不会消减。他们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分别。在精神处于警觉的状态下，被动的服从和接受总是跟尖锐的、主动的革命家的素质高度结合在一起。
第4章 流亡途中的乌托邦体验祖国俄罗斯（2）
这一切到了后来我才明白，那已经是1910年了，我第三次在巴黎逗留期间，⑦一个年轻的女恐怖主义分子的妹妹要安排我加入她们的团体。那是在阿泽夫悲剧变成公众事件后不久。⑧阿泽夫是所有双重间谍中最可怕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他对双方都背叛了，留给人们的是无以名状的绝望感。我清楚地感到，在那个革命小团体和虔诚的农民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矛盾。前者为了某项他们信奉的谋杀使命，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投掷炸弹；后者同样处于完全的被动状态，接受上帝给他定好的命运。在两者身上，具有相同的信仰的激情。它一方面要求服从，另一方面呼唤行动。他们的指导原则都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超越他们内心想要表现的一切。这些原则不是来自个人生活，而是规定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殉道热情变成了耐心的安慰和暴行的力量。在努力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社会革命家们被悲惨地逼到了墙脚，他们面对的是某种远远超出他们的梦想的东西。于是，从那种相同的内在激情中，产生了第三类革命力量：新近得到解放的无产阶级，他们被召唤来参与革命工作，并且取得了胜利。于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开始了纵情狂欢。这种冲突虽然有了一副新面孔，但它导致的悲剧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曾经反复上演。他们以前对别人被动地服从，现在则在共同生活中、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那时候，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像早期基督教对人间天堂的期待。无产阶级因此而成为他的农民兄弟的天敌，因为后者只能体会到这些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原始村落共产主义形式被那些抽象的政治措施给毁掉了，因为那些措施不再照顾农民的利益和他们对上帝的服从，它们很明显是反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的信仰的。因此，农民们聚集在教堂周围，代表上帝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说那是魔鬼主义。
一般人都说，布尔什维主义用来引诱俄罗斯无产者的几乎都是宗教性的东西，比方说，他们把关于基督的传说牵强附会到列宁身上，他们曲折而有效地利用了大众的虔诚心理。很明显，这是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后果；这些试验利用了压倒一切的恐怖主义情绪，以狂热而大胆的承诺，从各个方面使俄罗斯发生了动摇。不管数年后它们被证明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试验肯定都跟俄罗斯人的宗教狂热情绪有关。因为在物质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技术机制的下面，是完全不同的彻底精神性的立场——这些试验跟一般性的文化现象不同，因为文化的成熟要慢得多，不过这些理论都是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俄罗斯人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性格中的某些成分就已经露出端倪了（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俄罗斯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他们皈依宗教不是被迫的，而是选择的结果。拜占庭的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和佛教似乎更接近俄罗斯人的精神。那种被俄罗斯人接受的宗教也不可避免地被“俄罗斯化了”。甚至拜占庭的一些原始宗教文件都在复制过程中渐渐地被俄罗斯化了，因而教会最终发现有必要对这些复制文件实施检查和修正。可是，那时的俄罗斯人感到这种宗教启蒙上的努力做过了头，会不适当地干扰某种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宁愿脱离基督教，回到传统的拉斯考尔教派。下面这句话就来自那个教派：“如果你喜欢并害怕上帝，那么你就不该去教堂。”因此，那种从基督教中获取的东西跟某种俄罗斯人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某种东西是两相符合的，现在那种东西依然存在。那些留在基督教中的人是真正值得尊敬的，这种敬意可能并不集中于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或宗教等级，但我们会向朝圣者、隐士和居士表达这种敬意。任何人可以追随他们的脚步。对这些人物的崇拜包括尊敬他们身上的某种品质，那种品质可能是大家都有的。我们不妨说，崇拜者本人可能暗暗地相信他自己也拥有那种品质。反之亦然，他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罪人或犯人身上找到他们自己。这一点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大众习惯于给那些要长途跋涉穿越整个国家前往西伯利亚服刑的囚犯递送东西，或者是一个鸡蛋，或者是一片面包，或者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丝带。这些行为中包含着温柔的怜悯心理，同时也包含着另一种心理因素。有一回，一个农民指着这样的一群囚犯，对我说道：“这回可逮着他们了。”像他这样的人是不愿意把好的判断加在别人身上的，正是对传统的漠视导致了他的这一判断，而这种漠视跟对上帝的终极依赖有关，因为他觉得上帝已经如他所愿安排好了一切。这种孩子气的信任也表现在过去人们用来表示安慰的话语中。每当命运把痛苦加在这个受尽折磨的民族身上时，他们会相互安慰说：“所有人都忘了我们，但上帝没有。”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样一种宗教倾向是如何能够加强教会和宗派主义的。在这些教派中，各种各样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派别都可能起来。其中包括残酷的禁欲主义（要举行阉割仪式），⑨也有极端追求感官快乐的（包含在性神秘掩饰下的种种仪式之中）。常人的快乐和心灵的平和使托尔斯泰感动不已，也使他成了俄罗斯农民的信徒。
那种可以在人类的心胸中和平解决的矛盾是原始的没有分别的。不过，俄罗斯人的灵魂明显地跟二元论不合拍，因此，他的梦想和他的经验不是那么尖锐地分成相互隔开又前后相连的领域——天与地之间都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前者不太抽象，而后者不是那么充满罪恶感。那些并不出生在俄罗斯，但在那儿生活多年的人，尤其是那些跟俄罗斯有特别紧密的联系的人，他们喜欢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地解说俄罗斯人的这种性格。我们一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父亲尤其喜欢“普通人”一词，以至于当他说到他不得不申斥他们时，他的声音中常常带着尊敬的语调，甚至几乎是崇敬。至于我母亲这边，我必须说，作为一个来自新教国家的移民，母亲感到自己信仰的是希腊正教。我是如何感觉的呢？当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那伟大的初恋使我产生了非俄罗斯化的想法，因为我的男朋友是个外国人（他常常谴责俄罗斯的条件使他的伟大才华一直处于休眠期，这使他苦恼万分），他把所有的兴趣和愿望都集中在俄罗斯之外的土地上。不过，每次我由瑞士或德国回家，到达俄罗斯边境时，都要换乘更加宽敞、更加笨重的火车，然后被列车员安排过夜，他会叫我“我的小鸽子”或“小母亲”。当粗糙的羊皮的气味或俄罗斯香烟的香味包围我时，当钟声响过三下，老式的开车信号亮起来时，我心中就会涌起回到了家乡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忘怀的。这不是指回到一所熟悉的房子，也不是指对我所出生的国家的思念，也不是指那儿有我最初的童年记忆……甚至现在我都不能确切表达出这种感觉，我只知道，在我所有美妙的青春岁月里，它一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从不变更。那时我满脑子想的是俄罗斯之外的事情，深深地被那些非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