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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从事写作劳动，完成写作过程及体现于文章作品的特征和作用。
因此在养气观上强调保养身体；调理精神；在文艺论上则继承曹丕观点；吸取魏晋文论成果，
更多总结骈文写作经验，着眼于构思、成文、风格等方面。他说的“气”的具体内容，不但
出于天赋，也可以通过学习和修养，取得改变和提高。
自唐至明清文气论的发展 隋至初唐，骈文盛行。北周到唐初的文论，大致趋于重视风骨气
调，不废骈偶声律，以折衷求改良。初唐四杰的王勃讲“骨气”，陈子昂倡“汉魏风骨”，都
针对讲究骈偶声律的诗风。唐玄宗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元结等倡导复古，旨在复兴儒
学，改变弊政衰风，文论不多。安史乱后，复古思潮深入；文论发展；养气观、文气论也随之
变化。“古文运动”前驱作家独孤及、梁肃、柳冕等都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文论偏重文
章思想内容。他们讲养气；实则鼓吹移风易俗；指社会风气的培养；所谓“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
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柳冕《答杨中丞论文书》）。他们论文气，便强调思想志气，
要求具有鼓舞人心的正直雄气和勃勃生气。柳冕说：“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
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于其中。”（《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所谓“直”，便
是孟子所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的道义精神，因而“气雄”；所谓“精”，便是《管
子》所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的正心聪明；因而“气生”；至于“气行于其中”，便是曹丕
所说“文以气为主”。所以柳冕所说的“气”，实指以儒家道义为指导的进取精神，已开韩愈
文气论先声。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倡导古文，反对骈文，进一步发挥孟子“养气”、“知言”的观
点。韩愈直接以孟子观点为文气论的内容。他认为作者学习古文，首先必须学习古道，读书
养气，培养儒家道德仁义的思想气质。他介绍自己学习古文的经验说，要从读书立志开始。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犹如入迷；坚持下去；然后达到能判别“古书
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并能对不合古道的非议作出正确反应。“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
以为忧”；于是“浩乎其沛然矣”；但仍要不懈地“行之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
坚持终生。他认为作者具有这样思想气质；文章就能写好；就像水和浮物一样，“气，水也；言，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这是“文以气为主”的生动比喻，但着眼于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气”为主，决定
“言”的形式，也就较柳冕文气论在文论上更为深入具体。柳宗元的文气论，实质与韩愈相
同；而侧重从“文者以明道”的角度阐述；强调作者为文应从儒家五经取“道”，以为根本；写
作态度应清醒严肃，防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气出之”、“矜气作之”；并要博采先
秦、汉代诸子史传及屈原《离骚》各家之长；“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所以他所说的“气”，以儒家道义为根本内容，并要求有清醒严肃的写作态度及为道义内容服
务的语言艺术，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写作指导思想。实质上他兼取刘勰的养气观和文气
论。因此又说：“凡为文以神志为主”；并要“有意穷文章”（《与杨京兆凭书》）。韩、柳主要
从写作古文的原则和方法的角度，确立了作家思想修养与文章内容及形式关系的基本观点，
奠定了儒家养气观和文气论的文论基础。
宋代文气论基本继承韩、柳之说。古文家以儒家道义为内容；欧阳修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
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便同于韩愈“气盛言宜”说。政治家以政治教化为根本；王安
石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更与柳冕文章
教化论同。至于道学家以文载道，道即是理，“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朱熹《语
类》一）；则以理气为文气；其实与韩愈之说无二致。在文气论上有所发展的是苏洵、苏轼、
苏辙父子。他们强调作家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文章的独创性，他们在写作上不强调“道”；不拘
于儒家道义；而重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苏洵认为要学习圣贤的“出言用意”，其目
的是使自己“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写作时能“浑浑乎觉其来之易”，具有高度的文
学素养，取得写作自由，形成自己风格。他认为孟子、韩愈各有独特的文章风格，欧阳修文
章“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辙说：“文者，气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指出孟子养浩然之气，文章
风格“宽厚宏博”；司马迁周览四海，广交豪俊，文章风格“疏荡，颇有奇气”。认为象他们
那样的精神气质可以努力修养得到，但他们文章的独特风格却不能简单学到。这就把作家的
精神气质与文章的艺术风格区别开来，强调了作家的文学素养和生活阅历。从而使文气论与
文章写作实践更紧密结合起来，突出了个性和艺术性。
金、元文论沉寂。明代文论活跃，流派纷争，对文气论有所发展的是唐宋派和公安派以及戏
曲作家汤显祖等。唐宋派文宗唐宋；属于复古思潮；但反对前七子、后七子的拟古，因而后期
接近主变革的公安派。归有光说：“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项
思尧文集序》）唐顺之认为，文章本色是“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
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指出儒家及诸子文章正因各具本色，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
见”，“精光注焉”，所以“不泯于世”（《答茅鹿门书》）。他们的文气论强调以真知灼见为特
征的鲜明个性。公安派标榜“性灵”，强调“真”和“本色”，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从自己胸臆流出”（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写作文章除具有“博学而详说”的素养外，
还要“会诸心”；达到“胸中涣然”，“如水之极于淡，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
（《行素园存稿引》）。文章这种“机境偶触”的灵感，戏曲作家汤显祖就称之“灵气”。他说：
“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
非夫寻常得以合之。”正因这种“灵气”是从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有了“灵气”；“笔
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合奇序》）。后期唐宋派、公安派和汤显祖等在养气观上比“三
苏”更强调识见和阅历，更不受儒家思想束缚，其文气论则更要求具有真知灼见，体现个性
的解放；更进一步追求内容与形式溶合的艺术真实；与韩、柳复古文气论分道扬镳。
清代文论更分化；也更深入。从经学家戴震“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起（段玉裁《戴东
原年谱》），到桐城派的“义理、书卷、经济”（刘大□《论文偶记》）和“神、理、气、味”、
“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儒家文论诸派在养气观上大致都本孟子养气“集
义”、“知言”之论，而文体论则把“气”与“体”、与“法”联系起来。文史家章学诚论文认
为“文律不外‘清’、‘真’二字”（《与邵二云》），“真”指文章内容的学理应纯，“清”指文
章体裁和文辞应纯。他认为文体区别应严，要分清辞赋、纪传等不同体裁；并且要分清不同时
代的文体；文辞要据体裁力求干净。所以他说“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与邵二云》）；
又说“清则主于文之气体”，“不可有所夹杂”（《乙卯□记》）。桐城派论文讲义法，所以提
出了掌握文气的方法论；即“因声求气”。刘大□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
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论文偶记》）提
出通过朗读字句，掌握文章音韵节奏，体会作家精神气质的学习古文、写作古文的方法。姚
鼐也说：“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要“从声音证入”（《尺牍·与石甫侄孙》），认为
“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与陈石士书》），“深读久为，自有悟入”。罗台山更认为，养
气就是要“端坐而诵之七八年”（《台山论文书后》）。近代张裕钊总结说：“文以意为主，而辞
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其始在因
声以得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答吴至父书》）。认为内
容决定文辞，文辞表现内容，但文辞的畅通有力则取决于作家神气，而神气体现于声节，所
以掌握的方法便是“因声以得气”，通过朗读体会精神气质。由于桐城派力图使抽象理论变为
可以掌握的具体方法，因此在文气论上又出现了曾国藩的字句段落说，认为“为文全在气盛，
欲气盛全在段落清”（《辛亥七月日记》），“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字选句”
（《咸丰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家训》）。同时在骈文写作上出现“潜气内转”说（朱一新《无邪堂
答问》），认为骈文的文意转折，气韵流通，有“以虚字使之”，“亦有不假虚字而意仍流通，
乃在内转”（孙德谦《六朝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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