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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宣扬格调说。他强调作诗者必须“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原
则，在诗歌的体、格、声、调等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规则。
同前后七子一样；沈德潜虽然强调格调；又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
很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对于格调的重要性。他强调“学古”和“论法”，对诗歌的体格声调
作出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诗歌内容体现“温柔敦厚”的宗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
的规范。这才是他所倡导的格调说的实质。只要诗歌的内容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
原则，那么它的格调就一定是雅正的。
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提倡性灵说的袁枚。袁枚的诗
论虽也有很多弱点，但他对格调说的批评却相当雄辩，他同沈德潜论战的几篇文章，也写得
痛快淋漓，很有说服力，沈德潜的格调说于是逐渐趋于衰颓。
性灵说？？返回目录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
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
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
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
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
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
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
之本旨”（《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
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
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
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
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
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
“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
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
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
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
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
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
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
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
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
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
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
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
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
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
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
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
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
“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
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
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
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
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
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
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
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
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
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
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
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
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
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
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
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
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
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
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
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
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
“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
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
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
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
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
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
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
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
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
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
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
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
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
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
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
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
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
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
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
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